首先，对《周髀》本身的成书时代存在不同看法。该书卷上之三提到过“吕氏”，据认为是吕不韦，可见成书不早于秦始皇时代。而为《周髀》首次作注的是后汉人赵爽。另外，蔡邕在其著作《表志》（已失传）中也引用过《周髀》，故此书成书不迟于汉末。目前多数专家认为“它成书的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一世纪。”（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简介》）不过，历来也有不少人认为，尽管最终成书在汉末，主要内容却取自周代的数学天文书籍。南宋鲍瀚之在《周髀算经跋》中甚至说“其书出于商周之间”。西方数学史家持此论者也不乏其人，如史密斯的《数学史》和伊夫思的《数学史导论》即从此说。
人们注意到，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未列入《周髀》，究竟当时此书还未诞生，还是经过秦始皇焚书流落民间而失传，还是班固认为此书不重要而忽略？人们还注意到，《汉书。艺文志》中载有18种历法，22种天文学书籍，可惜均已失传。它们是否与《周髀》名异而实同？或者包含了《周髀》的主要内容？更有价值的问题是，商高和陈子、荣方其人其语是否子虚乌有？因为在先秦史籍中未见记载。如果说商高是周公同时代人，那么陈子和荣方更难考证。赵爽认为陈子“是周公之后人”，并推断他生活在周成王之后；近人章鸿钊则认为他是公元前六七世纪的人，比毕达哥拉斯也要早些。
根据考古发现及其他史籍记载，周代的天文测量历算达到《周髀》所描述的水平完全可能。《周札》卷十《地官。大司徒》有如下记载：“正日景（同”影“）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而《周髀》说：“立竿测影……法曰：周髀长八尺，勾之损益，寸千里。”两者何其相似。曹魏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九章算术注》的序中指出，周代设有“大司徒”职，任务之一就是在夏至日立表观测日地距。至今河南登封县还有周代观景台遗址。《周髀》中周公称商高为“善数”的“大夫”，说明商高完全可能是主管天文测量和历算的官员。
《周髀》中荣方对陈子说：“今者窃闻夫子之道，知日之高大。光之所照，一日所行，远近之数，人所望见，四极之穷，列星之宿，天地之广袤。夫子之道，皆能知之。”可见陈子也是精通天文历算的学者。顺便指出，大约也在公元前6世纪，被西方誉为“测量之租”的塔利斯曾利用日影测量金字塔高，埃及王惊叹不已。其实金字塔在地面，既可走近，又能攀登，与陈子测
日高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向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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