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对征和二年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报书》作于太始四年理由是：一、《报书》最早见于《汉书。司马迁传》。《汉书》说：“迁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少卿足下‘……”这里说得很清楚，任安给司马迁致书时尚在益州刺史任上。从《报书》内容得知，《报书》作于任安自益州刺史任上因事下狱之后。二、《史记。田叔列传》、《资治通鉴》、《史记》有关材料相互印证，任安在征和二年七月已为武帝以“有不忠之心”罪名与好友田仁一同被“腰斩”。而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亲随皇帝左右，任安在七月被杀，他肯定知道，决不会在任安死后4 个月才“略陈固陋”——写回信。三、《报书》中说：“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用流俗人之言。”看来任安致书主旨纯属友人规劝之意，绝非死囚乞援之辞。文中一个“望”字极能说明问题，任安决不至于在求援时先对司马迁“怨望”一通吧？纵观司马迁一生，再反复琢磨《报书》本意，看得出，司马迁决不是那种怕事惧祸弃友、见死不救的人。四、关于戾太子一案，《报书》中未吐一字。戾太子一案是武帝时独一无二的大事变。戾太子自征和二年秋七月假节杀江充，从壬午日至庚寅日，假节驱四市人与丞相在长安城中大战。历时9 天，死者数万人。事后武帝又逼迫皇后、太子自杀，诛杀大批附和太子的大臣，流放了几十万市民到敦煌等郡。晚年的司马迁更倔强，他敢于在《史记》中颂扬钦犯朱家、郭解的侠义行为；敢于直刺汉高祖、吕后及武帝的短处；敢于在《报书》中颂扬李陵的国士之风。用激烈的言辞抨击武帝，为已投降匈奴好几年的李陵进行辩护。同时他又在《报书》中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看来是无所畏惧的了。那么他在《报书》中对戾太子事为什么未吐一字呢？答案就在于当时他写《报书》之时，戾太子事尚未发生。与此相反，何文对太始四年说提出质疑。他认为《报书》作于征和二年的理由是：一、怎么解释“会东从上来”？“会”，正遇上。“东”，往东，“从上”，跟随皇上。这句是指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举兵后，司马迁跟随汉武帝自甘泉宫还长安的事。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上，武帝从甘泉宫还长安，是由西向东走。司马迁当时任中书令，是皇帝当然的随行人员，所以说是“会东从上来”。二、如何解释“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旬月”，满一个月。“季冬”，十二月，汉律，十二月处决囚犯。“薄”，同“迫”。“从上”，跟随皇上。“上雍”，上雍地去。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其地有五畤，汉武帝常到那里祠神。这句话是说，再过一个月，就进入处决囚犯的十二月了，那时我又迫于要跟随皇上去雍地。《汉书。武帝纪》“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说的是具体到达雍地的时间，而《报书》说的是迫于要跟武帝去雍地的出发时间，所以二者是完全相合的。
三、《报书》说的“今少卿抱不测之罪”，的确是指征和二年七月任安受戾太子节一事而言的。因为这件事是不久前发生的，所以作者说任安受到“不测之罪”。四、《报书》说“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又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这些话也可证明此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司马迁在戾太子举兵（征和二年七月）后，跟随武帝还长安，当在征和二年左右。不久任安就被投入狱中。这与“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的话完全相应。这句话是说，我们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始终匆忙急促，没有一点空闲。司马迁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1 年“任为郎中”，到写《报书》的征和二年恰好度过21年的仕宦生活，所以这和《报书》中说的“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完全符合。五、司马迁这封《报书》是和自己的生死有关系的。这封书满腔愤怒，大发牢骚。对于汉王朝屠杀功臣的行为更予以大胆的揭露。这些无情揭露，活画出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帝王的残暴，使人感到触目惊心。
看完前说，读者便知《报书》究竟作于何时，目前仍是一个悬案。
（周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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