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讫于太初、天汉折中说。
郭沫若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中云：“《史记》止于太初、天汉。”一家独唱，引起百家争鸣。史学界有人撰文说，郭老独说《史记》止于太初、天汉，意在折中。把原来尚未分辨清楚的《史记》断限弄得更加复杂、扑朔迷离了。
六、讫于征和三年说。
征和为汉武帝第十个年号，即由公元前92年到前89年，也只4 年。此说仅见于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他说：《史记》纪事，“讫于太初四年”，而最后记事则讫于征和三年。他又说：“最晚之记事，得信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原注：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
有时、有事，确也引起史学界一些学者的共鸣。
七、断于太初四年而大事尽武帝之末说。
今人张大可在《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 期上发表文章，力排众难，据《史论》五体材料，排表列具，指出：汉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历十九年，文治武功，方兴未艾。元狩元年至太初四年历22年。这一时期，汉武帝外伐四夷，内兴功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故封禅改历，象征西汉极盛。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征大宛还，西域归附，汉武帝的事业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此后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司马迁躬逢盛时，又亲自参与改历，激动非凡，决定将《史记》下限从“至于麟止”，延伸到“太初而讫”。张大可在对其他诸方面问题作了一番考订以后，得出如下结论：《史记》断限，“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效法《春秋》而发凡起例的计划：“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司马迁修改其父计划以成“一家之言”的实际断限。司马迁的这一修正，充满了创新和进步思想。“上起黄帝”是大一统历史观的反映；“至太初而讫”则是实录精神的生动体现，它以历史发展的自然断限，“咸表始终”，“综其始终”。所以“至太初而讫”乃是一个时代的断限，并非绝对年代，初为太初元年，而后发展为太初四年，附载大事则尽武帝之末。
若取绝对年代，当从年表，以太初四年为准。
关于《史记》的断限，王充有言：“不能二全，必非其一。”据上不完全所述，竟有7 种见解。是麟止、太初、天汉、征和三年，还是尽武帝之末？或者真如郭沫若所说的太初、天汉之间呢？此外，是否还有其他更能说服人的高论呢？
（周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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