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性比较大的看法是，彩陶几何纹来源于生产和生活，这些图案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界、生产、图腾崇拜等等）。我国甘肃出土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人头形器口彩陶器，人面上画有类似山猫或虎豹之类的兽皮花纹，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瓶身上画有鸟纹。现已证明，这是当时部族人们的文面和文身习俗的反映。而人们的文面和文身，主要是为了通过部族的共同装饰来加强部族联系的观念，并且对异部族或猛兽具有某种威慑感。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原始社会中，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原始人的生存主要依靠部族内部的相互团结，所以，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美观”、“装饰”作为第一位的需要，彩陶的制作尚没有上升到审美第一的高度。更何况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的体积较小，器口人头的眼和嘴乃至鼻孔都雕空成孔洞，作为瓶却是不可能作水器用的。但人头的顶部有圆孔，孔径较小，而且器形长，因此也不可能是贮放谷物之类的贮藏器，倒有可能用来装不经常更换的液体，这或许和原始宗教的某种信仰有关。（参阅张朋川《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979年第11期）由此不难看出，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上的花纹及陶瓶本身就具有巫术图腾的含义。彩陶的几何纹虽与图腾崇拜有关，但我们也并不能主要归结为图腾崇拜。我国西藏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骼，有鼠、兔、大鼠、狐、猪、马鹿、麈、牛、黄羊、青羊等种属。（参阅《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9 期）据此可知这些动物与人们具有密切的关系，人们极有可能食这些动物。同属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遗址中，“一陶罐粟在居室内发见，一陶钵粟是作为殉葬物放在墓葬里，足见当时人生活已经离不开农业，粟尤其是重要的食物。”（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 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以上这些作为人们重要食物的动物、植物，当然不可能都是该部族的图腾崇拜对象，由此不难想到，如此丰富的食物、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与多姿多彩的几何纹之间，倒有可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并且几何纹本身也许就是一纹多义的，一个纹样同时代表着几种事物，或包含着几种含义。
从作为几何纹源于生活、受现实生活制约的旁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主要花纹带集中在器高的1/2 处，而在器高的1/5 处以下，一般是平素无纹的。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无论在室内或户外，都是席地起居，作为主要日用生活器皿的各类陶器，当然也是放在地上使用的，所以，陶器纹饰的布置，必须选取在蹲、坐时人们视线最集中的部位，即在器高1/2 处以上。（参阅谷闻《漫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装饰部位》，《文物》1977年第6 期）（施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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