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家所定年代，上至公元前11世纪，下至公元6 世纪，上下差1700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其原因有二：一为石鼓颂辞中，既无署名，又无官职、年号可考，而且所存相同的实物仅此而已，缺乏旁证，考证极为困难；二为考证学者都只从一个角度来推测，大多拘于文字字句之间以求之，没有全面的仔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郑樵，他根据石鼓所用“殹”、“蒸”二字屡见于秦斤、秦权，始定为秦鼓。虽然根据不充分，但奠定了石鼓为秦刻石的基石。经过历代学者的大量考证，现我国学术界基本上肯定石鼓为秦刻石，但具体年代仍诸说纷纭。清末震钩（《石鼓文集注》）、罗振玉（《石鼓文考释》）、马叙伦（《跋石鼓文研究》）有秦文公说（前765 ～前716 年）；马衡（《石鼓文为秦刻石考》）有秦穆公说（前659 ～前621 年）；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有秦襄公说（前770 年）；唐兰（《石鼓年代考》）有秦献公说（前374 年）。我国近现代学者对石鼓年代的考证，由于治学方法科学，因而在其深度和广度方面均超越了前人。现并立的4 说中，以秦献公说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下面摘录唐兰《石鼓年代考》中的8 个结论中的前5 个。一则说明唐先生考证的全面有力；再则以见我国现代学者考证方法的一斑：“一、从铭刻的发展说，它应该在战国中叶，和《诅楚文》、秦始皇刻石相近。二、从文学史的发展说，它跟三百篇，尤其是《秦风》不是同时作品。它的新创风格应在战国时期，善于模仿，和《诅楚文》接近。三、从新语汇的应用来说，‘吾’字的出现，‘朕’字的消失，晚于《秦公簋》。‘吾’字作‘遫’略早于《诅楚文》。‘’字的使用，应该在战国，‘殹’字的使用和《诅楚文》等接近。四、从字形的发展说，尤其可以证明它属于战国时期，‘四’字已经不作‘’，在《秦公簋》和《史籀》篇之后，属于籀文到小篆的过渡时期。
五、从书法的发展说，石鼓的写法晚于《秦公簋》而早于始皇刻石，也只能是战国时代。“
石鼓的制作年代，其今后的定论，是否从现存并立的四说中择善而从，或者产生四说之外的可以作定论的新说，将有待我国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考定。（马贤伟）
注：据新华社西安1991年12月9 日电：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已被陕西汉中市政协干部尹博灵译成白话。尹博灵认为，石鼓文刻制年代为公元前747 年左右，它是以诗歌形式纪赞了秦初创时期秦文公20余年间重大活动的吏实。是中国当今人们还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纪事体文学系列史诗。
（施宣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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