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列岛本州岛西部，有数处地名与我国长江三角洲东部的地名完全相同，这就是松江、金泽和吴。我国江南的地名，怎会东渡到日本去落户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得名谁先谁后上海市郊县之一的松江，是因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设立的松江府而得名。作为河流的名称，早在公元3 世纪的三国时就已见诸史籍，当时是叫吴松江的。青浦是上海的另一个郊县，它有个金泽镇，以土壤肥沃，水网密布，“田于是者获泽如金”而得名。古称“白苎里”，是著名的吴歌发源地之一。宋建炎初，成为南渡丞相吕颐浩定居江南的第宅所在，后以其宅为寺而称“颐浩禅寺”，有声丛林。至于今江苏省苏州市的古代地名“吴”，则早在公元前6 世纪就已出现，上海古代也属于“三吴”之地。
日本岛根县的松江、石川县和横滨市的金泽以及广岛县的吴，那里的气候与生态环境，与我国江南三地虽有同有异，但都适宜种植水稻、竹子、水果，他们的得名均晚于我国。因此，决不会出现我国的地名去仿效日本地名的情况。地名迁移的规律古今中外，地名迁移的现象屡见不鲜，通常均由母地向子地迁移。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后，其父太上皇不能适应宫廷生活，要求回乡。刘邦就按家乡的式样在郊外建造了一个新镇。迁来了丰、沛的居民定居经商，取名“新丰”。英国约克郡移民来到新大陆后，对东海岸建立的定居点，取名纽约（neo）命名的城镇，是出于对故土保护神的崇敬心。明永乐帝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宣慰各国，所到之处，出现了三宝颜、三宝垄、三宝井等地名，则是出自各国人民对著名人物的追思。因此，表现于母地、子地问的地名迁移上，是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是否纯属巧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历史证明：松江、吴等地，早在唐、宋时期就已与日本开展了文化交流。在八世纪的平安时期，日本人民已经利用汉字字形，组成了假名字母；而在日语读音方面，也出现了“吴音”系统。唐大中元年（847 年），日本人唐求法僧圆仁一行五人归国时，他们于九月初在登州赤浦搭乘的海船，就是五月十一日从松江口启航、由新罗人为主驾驶的苏州船。长江口与松江口汇合处华亭县的青龙镇（今青浦县白鹤乡），在北宋时就已成为“夷夏杂处，异货盈衢”、海船出入频繁的重要商港，“广南、日本、新罗来，岁或一至”（隆平亏《灵鉴宝塔铭》），应是当时的可靠记录。嘉泰四年（1204年），日本僧不可弃俊芿来到后来成为松江府府治所在地的华亭县城（今松江镇），师从超果天台教院、高僧北峰宗印学“天台”。八年，俊芿人宋凡13年，归国时携回的典籍达2000余卷。他在日本
京都创建的泉涌寺至今犹存，曾剃度后鸟羽上皇等皈依佛门，封“大兴正法国师”，是日本真言律宗之祖。事实证明，两国相同地名的出现，应有一定的渊源，不可能纯属巧合。
“弘安之战”战俘的下落发生于上海建县前10年，即至元十八年（1281年）的“弘安之战”（时为日本弘安四年），是一场由元世祖忽必烈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共派出了14万元军东征日本，却以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南路军10万人是从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等“上船口岸”出发的。根据正德《松江府志》载，松江建府前有23万户，而至战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时，却只剩下16万户。户口减少的原因甚多，而被签括从军当是原因之一。参阅《新元史》哈刺、沙全、朱清、完者拔都诸传，松江、金泽、吴等地被迫从军的青壮年人数当不卜万人，即使有不少人战死、溺死和逃回，被生俘的也应有数千人之多。而当时江南人以心灵手巧著称，江南先进的文化技能对日本有用，幕府执政驱使战俘至本州各地劳役和开发，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许这就是江南战俘们为怀念故乡而予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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