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陶宏景一说，亦有异议者，如董逌虽全文引黄伯思的见解，但认为“茅山碑前一行贞白自书与今铭甚异，则不得为陶隐居所书”。（《广川书跋》）董文敏则认为：“昔人以《瘗鹤铭》为陶隐居书，谓与华阳帖相类，然华阳是率更笔，文氏停云帖误标之耳。”（瓮方纲引《容台集》）
三说为唐代王琐（贞观间人）、顾况（727 —815 年）、皮日休（834 —883年）书。
王瓒说由章惇提出，蔡佑赞成此说：“……世因谓羲之书，虽前辈名贤皆无异论，独章子厚丞相不以为然。……其侧复有司兵参军王瓒题名小字数十，与《瘗鹤铭》字画一同，虽无岁月可考，官称乃唐人，则章丞相可谓明鉴也。”（《焦山志》引《蔡佑杂记》）刘无言亦疑为王瓒书。但黄伯思认为王瓒字画“虽颇似《瘗鹤铭》，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或以铭即瓒书误矣。”顾况说。沈括直指为顾况书。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真迹》中称：“或云华阳真逸是顾况代号，铭其所作也。”但又在《集古录。跋尾集本》中改变说法：“华阳真逸是顾况代号，今不敢遽以为况者，碑无年月，疑前后有人同斯号也”。赵明诚则提出异议：“欧阳公《集古录》云：华阳真逸是顾况代号。余遍检唐史及况文集，皆无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厅记》自称华阳山人尔，不知欧公何所据也。”（《金石录》）没有人正面回答赵明诚的质疑，却有人重复顾况道号为华阳真逸，或认为铭为顾况书，如袁中道、焦竑、朱彝尊诸人。
对于顾况书之说，董逌称：“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诗。诗在贞观中已列铭后，则铭之刻非顾况时可知。”（《广川书跋》）又谈，此诗即王瓒所书者。皮日休说。至清代始由程南耕提出，袁枚深信不疑，为之作跋，何焯、丁敬更引皮诗作证。其主要依据有三：一是以皮日休经历与铭文干支相对照，“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袭美正在吴中，其年相合”。二是皮日休“有悼鹤诗云：”却向人间葬令威‘，此瘗鹤之证也；又自序其诗：’华亭鹤闻之旧矣，今来吴以钱半千，得鹤一只，养经岁而卒，悼以诗。“
陆龟蒙和诗云：“更向芝田为刻铭，‘此撰铭之据也，”（袁枚《随园随笔补》）三是“集内与茅山广文南阳博士诗皆不书姓氏……集内他处，称丙戌岁，庚寅岁，皆不书年号“。（汪大成《跋汪退谷瘗鹤铭初稿》）对于此说，翁方纲认为：”袭美在吴壬辰、甲午之年，去欧、黄时才二百年，不应以二公博古者，致多考据之异。“”夫《润州图经》已相传为王右军书，此书已是唐人所作，则岂有皮袭美之理乎？“对皮诗中悼鹤诗及序，翁方纲解释为”盖皮、陆作诗时，同在吴中，必熟知是铭之梗概，故两人屡用于篇中，并非实有勒铭之事“。（《瘗鹤铭非出晚唐辨》）
近几年《瘗鹤铭》的研究复又引起各界的兴趣，倾向陶宏景说居多，也有王羲之、皮日休以至中唐无名氏之说。目前尚处在各抒己见阶段。如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辨异证同和补遗、纠缪方面下一番功夫，《瘗鹤铭》所包藏的奥秘是可以揭晓的。
（殷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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