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焦山景色秀丽，自古为文人墨客流连之胜地。山岩现存历代名人题记刻石，以《瘗（y ì）鹤铭》名震中外，被誉为“大字之祖”、“书家之雄”。此铭原刻在焦山之足，不知何时崩裂。因常年淹没波涛之中，人们只能伺冬春之交水落时，于石隙间摹拓而传之。金石学者以所得字，补全原文。铭文称：“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言壬辰岁于华亭（今上海松江县）得一鹤，甲午岁天折於朱方（今江苏镇江市），养鹤人把它埋葬并撰铭勒石。由于撰书者没有披露姓氏而托名仙侣，没有披露年代而只记有干支，因此给后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考据者众说纷坛，几成讼事，而争议至今仍无定论。一说书者为王羲之。《瘗鹤铭》著录入书最早为唐孙处玄所撰《润州图经》，此书南宋时失传。据欧阳修《集古录》引：“按《润州图经》，昔传为王羲之书。”但欧阳修并不信此说，他紧接上文道：“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黄庭坚则特别赞赏此铭：“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欧阳公以鲁公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题〈瘗鹤铭〉后》）
北宋苏子美、南宋赵溍、元郝经伯、明袁中道，清圣祖、清高宗、吴云、钱升诸人都持此说，其原因大抵如袁中道所称：“鲁直於书学极深，似有可凭，近世名士以为据。”
对王羲之书持异议者有三，一是蔡襄：“瘗鹤文非逸少字，……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忠惠集》）；是黄伯思，以王羲之经历与铭文中干支相对照，晋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羲之年方32岁，不应自称真逸。三是鹤铭中“雷门去鼓”的典故出自《临海记》：“昔有鹤晨飞人会稽雷门鼓中，于鼓声闻洛阳，孙恩砍鼓，鹤乃飞去”。刘昌诗引此典故，以为“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之子凝之，盖在隆安三年，砍鼓必在此时，岂复有羲之，谁肯遽取以为引证哉？”（《芦浦笔记》）
二说书者为梁代陶宏景（456 —536 年）。此说先由黄伯思提出，其《东观余论》中论辨甚详。此说未有马子严、曹士冕、蔡修、胡仔、刘昌诗，元有陆友、陶宗仪、柳贯，明有都穆、顾元庆、王世贞，清有顾炎武、孙克宏、程康庄、林侗，王士禛、王昶、孙星衍等人赞附，如翁方纲所言，“以为陶隐居者，……凡数十家”，（《铭出陶贞白辨》）主要依据如下几点：一、就书法而言，黄伯思称：“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宏景”。
马子严云：“近观陶隐居诸刻，反复详辨，乃知此铭真陶所书，前辈所称者众矣，惟长睿之说得之。”（《焦山志。马子严题》）曹士冕云：“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华阳真逸为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宏景朱阳馆帖参校，然众疑释然，其鉴赏可谓精矣。”（《法帖谱系》）清人顾炎武、王昶都以陶书与鹤铭相似而认为铭为陶书无疑。
二、就别号而言，黄伯思以陶“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音，岂其别号与？”蔡修云：“予读《道藏》，陶隐居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西清诗话》）胡仔引《西清诗话》并加考证。刘昌诗称：“渔隐考订华阳真逸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几焉。”王世贞也认为胡仔论辨“似更有据”，又明人周晖《金陵琐事》引称：“唐。李石《续博物志》云：”陶隐居书《瘗鹤铭》‘。“王士禛《香祖笔记》中称：”顾元庆作铭考，历引诸说，而未及引此证之。“并直言鹤铭为陶所书。
三、就干支推论，黄伯思云：“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黄又以铭文中干支与陶宏景经历相对照，千辰岁为大监十一年、甲午为天监十三年，其时陶宏景正在华阳。董逌、柳贯均引此说。程康庄则进一步指出：“华阳在润州境内，焦山相去颇近，自属其杖履间物，当其往来幽境，欲借名山以传，姑秘其名字，令后人摸索得之……考贞白昔欲上升，颇以名心为累。”
（《跋瘗鹤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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