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晋书。王羲之传》所记“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其播迁江左，当在“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的永嘉五年或稍前，约公元311 年左右。北游的地点，自叙道及“名山”、“许下”、“洛下”，所谓“名山”，似难稽考，而“许下”、“洛下”两地，乃许昌和洛阳。许昌是当时江南进入洛阳的要津，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诸王朝的都城，著名书法家如曹喜、杜操、蔡邕、张芝、梁鹄、师宜官、钟繇、胡昭等皆荟萃于斯，留下的碑渴、官观榜题、尺牍之多，自不待言，许洛两地可谓“文士云蒸、书家鳞萃，”按自叙书称，王羲之此游的目的，意在探访前贤留下的书法胜迹，而且对于其书法生涯有着关键性的意义，悟得卫夫人不足学，“遂改本师”。然而众所周知，西晋末年正值“八王之乱”和继起的匈奴贵族刘渊父子在中原攻城略地，使中原萧条，河洛丘墟，人口锐减。西京都城洛阳，破坏尤为严重，许昌则为石勒所据。而王羲之能否于这段动乱的岁月中北游许洛呢？却似不可能。
王羲之北游许洛的目的既在探访前贤书法胜迹，而当时洛阳常常出现数军对垒，毁于一旦且为前赵军队驻屯之所又征战不已的洛阳，前贤书迹何处觅得？而且南北交通阻隔，正常的农业生产或商业活动无法进行，王羲之北游又何处就食，住宿？就客观历史背景而论，当时根本不具备渡江北游的基本条件。再从王羲之方面来考察，值此渡江北游许洛也有悖常理。东晋时，过江南来的世家大族弟子仍未改西晋时“先白望而后实事”的积习，以“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羲之受“行事遵周孔之名教，言论演老庄之自然”家风的影响非浅，而举家渡江南来，正是为了避祸趋安，又何为旋而劳形伤神，甘冒杀身之险去作颠沛的许洛之游，负有鞠育之责的母兄岂会轻许羲之值此丧乱之际去作蹈险之游。
综上所述，典籍史书中曾提及王羲之北游许洛探访前贤书法胜迹之事，而后者却认为王羲之一生中并不存在游历许洛的经历，为后世好事者伪托，以至今仍成为颇有争议的历史之谜，而揭谜之日还有待时日。
（傅丰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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