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王伦，起事于山东，人员也不过二三百人，可是他的一大特点就是穿黄衫等犯禁物，而且提出“天降圣捷指挥”，是彻头彻尾反叛宋王朝的好汉。因为施耐庵是极其鄙视小兵王伦其人其事的：他不能“替天行道”，像
宋江那样一心为了“招安”。施耐庵把仁宗年间造反的小兵王伦借用为他小说中的和林冲、晁盖唱对台戏的角色，“或许因为他是个聚众起义的首领，与宋江、晁盖有些相象，所以《水浒传》作者不管年代先后，也把他扯进了梁山泊去了”。（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 月）而他更深沉的用意，是因为小兵出身的王伦“在封建正统观是非伦理的丑角。施耐庵将此名移植于梁山，并冠以唐人传奇所贬的妖精绰号‘白衣秀士’，可见他对触犯甚至反对朝廷的是没有好感的。”（珠马《〈水浒〉否定王伦，其实是否定农民革命》，《社会科学报》1992年8 月6 日）
看来，施耐庵是很讨厌“王伦”这个名字的。有人根据王伦起义的全部史料，认为“王伦起义前于宋江，活动地区大略相同，起义经过两者亦极相似。这便是《水浒》作者所以把王伦送上梁山泊的可能理由”（华山《宋史论集》）。但也有人认为，此王伦起义时间短促，参予者亦仅几百人，把他塑造为梁山泊的王伦，是有可能；但那个“南北宋之间，另有一个王伦，做过宋朝和金邦的议和专使，《宋史》有传，这个与《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似乎更无关系了”（何心《水浒研究》）。但也有人认为，施耐庵“是别有匠心的。在他写作前，见于本本，宋朝就出现过两个王伦，一个是胡铨上奏请斩的王伦；此人乃东京无赖，靠三次使金，成为官场红人。虽非强盗，但却为宋元正人君子视为奸佞者”（珠马《〈水浒〉否定王伦，其实是否定农民革命》）。由此看来，施耐庵鉴于人们厌恶“王伦”这个名字，就采用形象思维中的王伦了。
《水浒》是否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王伦，作为书中心肠狭隘的特有符号，还待于进一步认识。
（盛巽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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