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是用辛辣的讽刺笔调，将汉文帝和贾谊分别塑造成昏暗不明刻薄寡恩和虽然才华绝伦却受人玩弄的典型形象。
对贾谊怀才不遇的看法持不同意见的，历史上也大有人在。主要理由是贾谊的许多政治主张，已被汉初统治者接受，并付诸实行。他的早夭虽然带有悲剧性，然而他对汉帝国的贡献却是显著的。后于司马迁100 多年的班固，作《汉书。贾谊传》时，对于贾谊的政治理论及具体主张在西汉历史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看得更为分明，所以他说：“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又说：“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北宋王安石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有一首与李商隐所作同名的七绝《贾生》：“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与班固观点一样，他以为贾谊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但他的政治主张已被实施，不能说是不遇。但他进一步指出，自古以来，虽然有些人位居公卿，可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却被皇帝搁置一边，皇帝对臣子施恩之厚薄，不在于所赐爵位之高低，而在于是否采纳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治主张。如果采纳了，就是恩深；否则，即使给的爵位再高，也只能算薄恩。这种观点颇为新颖独特。
贾谊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历史上无详细记载，但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汉文帝昏暗荒唐，不能识人。唐代王勃说：“屈、贾生于长沙，非无明主。”北宋苏轼则说：“贾生才堪王佐而不能自用。”可能贾谊此人才识虽然过人，但心胸不够豁达，《史记》中就有“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悲悲戚戚，郁闷不乐。鲁迅也说过贾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贾生之言，乃颇疏阔”。文帝贬贾谊于长沙，一方面是顶不住绛、灌之辈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不是因为贾谊“不能自用”、“疏阔”、不够“沉实”，人们不敢妄下结论，只是作一猜测而已。
对于李商隐诗中的汉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现代有些学者也作过不同解释，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中说，鬼神之事，在古人的世界观中是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的，因此问及也很自然。在宣室问及鬼神，绝不排斥在其他的地点时间问过苍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黎洪在《诗话一百篇》中认为，问鬼神不过是文帝警敏，防诸藩间谍制造的假象，因为当时吴楚等七国的情报人员几乎遍布于京城，否则贾谊离京后文帝为何还遣使问以国事？《史记》、《汉书》对此记载甚明。李商隐讽刺文帝荒唐，把贾谊描绘成怀才不遇的可怜典型，那是由于他读史不精，而且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感叹自己潦倒的身世，以后许多诗人又吟咏不已，此乃诗家一大谬误！
贾谊是否怀才不遇？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因而至今不能作出定论。（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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