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耀说：“此中大有嘉处”。可这位道士却毫不客气地答道：“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一下子戳穿了他的假面具。推究根源，卢藏用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能够称心如意，主要是封建社会“举逸民”的征辟制度流于形式，给了他投机取巧的机会。卢藏用假隐士的露骨相，是比陶弘景更为明显的。尽管如此，有的学者仍引用古人的有关论述，认为陶弘景、卢藏用还可算隐士一类，他们的行为和前人的观点并不矛盾。《论语。季氏》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清刘宝楠《正义》云：“隐居求志者，行义达道，若伊尹耕莘，而乐尧舜之道，及汤三聘而行其君臣之义，以达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贤人多隐，故长沮、桀溺、接舆丈人，皆洁己自高，不复求其所志。夫子未见之叹，正缘于此。然夫子处无道之世，周游诸侯，栖栖不己，而又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者，即此隐居求志之谓，非如隐而果于忘世也。”这段话把孔子的原意阐发得非常透彻，可见儒家所谓“隐居”，本非“忘世”，而是“养志”待时，遇到能施展抱负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并不排斥出仕。也可以说这时的“养志”，正是为将来的出仕作准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已经成为儒士依违仕隐之间的原则与借口，或先隐后仕，或仕而不隐，或隐而复出，个人的升沉起伏，实际主要在于时势的推移和政局的变化，并不完全为自己的意志所决定，古时世乱则隐士多，正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反映。隐在待时，一出即为王者师，是古代隐士的理想际遇。殷周时的傅说、吕尚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三人“出世”与“人世”未尝对立，并且受到了后世的极大尊重。既然这三人进入仕途而被称为隐士，那么，陶弘景、卢藏用自然仍可称其为隐士，尽管彼此在人格上有区别。
纵观古代所谓隐士，像巢父、许由等隐士毕竟不多，而不少隐士总和“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他们来说，“仕”是出路，“隐”是退路，两者常起伏不定，随时消长。因此，判别隐士的真与假，都不能离开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具体情况。
（俞奭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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