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二王的论调，终明清两代，终究是“曲高和寡”，绝大多数诗论家还是将曹植与杜甫并列，或将他与李、杜鼎足而三，并不理会二王的高见卓识，或干脆对他们进行反驳，如许学夷《诗源辨体》反驳王世贞道：“子桓……《杂诗》而外，去弟实远。谓子建实逊父兄，岂为定论！”王闿运《湘绮楼说诗》更是对王夫之不无讥讽地议论道：“看船山《诗话》，甚诋子建，可云有胆。然知其诗境不能高也，不离乎空灵妙寂而已。”
二王的论调，虽然在抑扬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其中颇有相通之处，即都是将曹植诗的华赡整饰视为缺陷，而将曹丕的质朴看成优点。王世贞是站在标榜“本色”的立场上这样看的；王夫之则干脆将一切使人喜闻乐见的艺术技巧都视为诱使读者上当受骗的诈术，一笔勾销，可以说是极端的反技巧派。
现代也有与二王一脉相承的议论，郭沫若《论曹植》一文即是如此。这篇文章除去对曹植品行方面的抨击之外，对他诗赋的攻讦主要是说“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他手里又开始逆流”，“由于他的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等等；而对曹丕的褒奖则是“他的诗辞始终是守着民俗化的路线”。撇开词语的现代色彩，此论实质上与二王之说如出一辄，只是将“本色”易作“民俗化”，将“铺排整饰”视为“开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而已。
笔者之管见，认为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作品，在由民歌上升为诗人创作时，在艺术技巧上总是有一个发展提高的过程的。那些艺术技巧，只要不是用来掩饰内容上的贫乏的，无论多么精深都是应当肯定的。曹植在诗歌创作技巧上的创造发展，开创了建安一代诗风，大大推动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演进提高，其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至于六朝骈俪文字在内容上的贫弱，曹植是难任其咎的。如果我们诗人为了追求“本色”或“民俗化”而摒弃其他艺术上的追求，那就至多只能停留在汉乐府的阶段，不会有建安诗，也不会有唐诗，那就真是只能落得个“人不乐从”的萧条境地了。至于曹丕的诗歌，虽然有清绮雅秀的特色而在建安诗人中也卓然自成一家，但与开创了建安一代诗风的曹植的成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这一番议论虽然不如翻案文章般新奇诡异，耸人听闻，但笔者相信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试看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无论是贝多芬、毕加索，还是曹雪芹、贝聿铭，哪一个不是在艺术技巧上有所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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