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漫话·建安风骨

    曹丕与曹植，生前在继承大业上发生了争夺，到他们撒手西去之后，天下仍然不太平，在他们诗文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历代文人中也发生了争论，并且这场争论哓哓不休地持续了一千几百年，至今仍未完全平息。

    他们生前的夺嫡之争与身后的诗文优劣之争的发生，并不令人感到诧异，可以说是形势使然，命也运也。他们既然同为魏武嫡出之子，又各具才智，就难免在承嗣问题上形成争夺的局面；而他们既然同为当时文坛的核心，又同在文学上各有建树，也就难免使后人在评价上产生优劣高低之争。这就如同后人对司马迁与班固在史才上，李白与杜甫在诗才上产生优劣之争一样，可以说是势所必然的。

    与曹丕、曹植同时代的人，对曹植的文才是推崇备至的。邯郸淳“叹植之材，谓之‘天人’”，丁廙称他“博学渊识，文章绝伦”，杨修则将他的作品视为“仲尼日月，无得逾焉”，《世说新语》也记载道：“曹子建七岁成章，世目如绣虎。”以彩线绣成的老虎来譬喻他诗才的瑰丽雄奇。曹植对自己的文才也很自负。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历数建安诸子，然后评论道：“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又讥嘲其中陈琳规拟司马相如所作的辞赋是“画虎不成，反为狗也”，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情，溢于言表。与他不同的是，其兄曹丕《与吴质书》中则对王、徐、应、刘诸子的文章推崇备至，说“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言下之意，当然曹植也“不逮”诸子。

    曹丕、曹植死后近三百年，生于齐、梁之际的刘勰率先在《文心雕龙》中对曹丕“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的评价作不平之鸣，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他的主要意思是说：曹丕的帝主之尊掩盖了他的文才，而人们对半生困窘的曹植的同情，给曹植的文才增添了光釆，所以才产生了丕“去植千里”那样不公允的评价。

    《文心雕龙》书影

    （上海涵芬楼景印明嘉靖刊本）

    刘勰的不平之鸣在当时及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中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稍后的钟嵘，在其《诗品》中仍给曹植以无与伦比的地位。他以无比景仰的语气赞叹道：“吁！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并称后来陆机、谢灵运等大文人，都“源出于陈思”。直到唐、宋，房玄龄仍称“独彼陈王，思风遒举，备乎典奥，悬诸日月”；（《晋书·文苑传叙》）张戒犹谓：“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岁寒堂诗话》）

    到了明、清两代，才有人与刘勰遥相呼应，并且走得比刘勰更远，刘勰还不过是说丕、植各有千秋，不像“旧谈”所说那样相去千里；他们则干脆创议曹植不如曹丕。明代鼓吹此论的是“后七子”首领王世贞。他在《艺苑卮言》中说：“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清人王夫之则又在这一议论上推波助澜，说曹植在声誉上压倒曹丕靠的完全是骗人的勾当：“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薑斋诗话》）他还在《古体诗评选》中将曹丕尊为“诗圣”，讥曹植诗为“蠹桃苦李”，可谓竭尽扬此抑彼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