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好景不长，一个晴天霹雳又打到我头上，再也想不到，假证件的事又东窗事发。这是一九四七年的事，那年暑假，东北大学刚刚开学，听到风声说：我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一位叫吕文达的好友从北陵坐马车赶到小西边门，告诉我这个噩耗。
“怎么回事？”我惊骇地问。
原来，日本投降“害死了人”。学校把毕业生的证件送到教育部，教育部查对南京中央大学档案，发现根本没有郭衣洞这个学生，明显不过地是伪造文书，于是下令开除学籍。不但开除我东北大学的学籍，还通令全国院校，宣布我的罪状，任何院校不得收容。这个置人于死地的通令，只有兽性发作的人才想得出来。我怔怔地仰头望天，这一生为了上大学所付出的眼泪，现在全成泡沫。我伪造证件固然触法，但何至赶尽杀绝，不留一条生路。侥幸的是，我总算没有留在学校当助教，也没有到其他中学当老师。
不过，不久之后，我却糊里糊涂地当上大学教授。东北籍教育家徐延年先生在沈阳成立私立辽东文法学院，大概看我是重庆来的外省人，在社会上又相当活跃，于是请我当政治系副教授。这个正在向教育部申请立案的草创学府，还没有赶得上看到教育部开除我的文件。稍后，我遇到“青干班”同学徐天祥，徐天祥又把我介绍到设于北大营的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跟他一起当少校政治教官，每月有主食和薪俸，生活得以维持。而且，情况开始好转，徐天祥取得一个军中将领的支持，答应每月给我们一个连的补给品，要我们办一家日报。这一连三件事，都是救命船，因为那巨额的十两黄金，在我们不谙撙节的花费下，很快就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四十五年后，我在台北接到一本《辽东文法学院师生小传》，在世的师生，仍有二百余名，卷中还刊出我的小传，并记载说：“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许，中国文联组联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小组负责人佟书，代表我们同学在北京饭店房间，拜望了阔别四十年的老师（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和他的夫人（台湾著名诗人张香华女士）。互相寒暄之后，柏杨老师请佟书转达他对同学们的问候，并表示下次回大陆探亲，定要看望大家，同时还询问了徐院长安西、匡扶教授和几位同学。此时，佟书将他书写的条幅——《遥寄台湾柏杨先生》（徐竹影作诗）：”隔海凭栏无限情，元宵佳节忆先生。杯中一两相思月，饮到三更映到明。‘——赠给柏杨老师。先生极为高兴，连说：“字写得好，诗也作得好。’表示回到台北，一定挂在客厅正中壁上，以示留念。”想不到一个轻轻脚印，竟留给我如此深远的温馨。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人生，大概就是这样。
我在沈阳市中华路找到一栋房子，挂起《大东日报》招牌，买了一部印刷机，搬出祖国文化馆，和徐天祥以及另外一位从辽阳逃出来的警察界朋友孙建章，共同住进报社，开始筹备出报，包括向中央政府申请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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