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回忆录

    东北大学是我千辛万苦求学的终点。我到沈阳时，已是初冬，北国寒冽的冷风，跟四川迥然不同，何况我又交回了学生公社借给的棉大衣。好在那时候有救济总署的国际救助物资，那是来自西方国家民间捐赠的御寒衣服。我随着还没有毕业的同学，被带到仓库，挑了一件勉强合身的毛制品大衣和一个八角帽，这是我到东北后第一件冬装。

    我自从大学毕业就没有收入，靠过去节俭下来的一点储蓄生活（其实我到后来已加倍浪费，一天要买两支烟，而且升了一级，不但不吸土制的司令牌，还吸货真价实的美国烟。日本一投降，美军的剩余物资大量流向中国，十分便宜，司令牌完全被市场扫地出门。后来到了南京，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糖，发现简直是世界上第一美味，可惜价钱太贵，我发誓当有一天我有钱买上整整一盒时，一定把它一口气吃光）。可是，到了沈阳后，面对自己身无一文的“闯关东”的抱负，忽然茫然，不知道怎么闯法。一位同班同学被学校延聘为助教，那种感激欢喜的表情，真叫我惊讶。有人也建议我到中学教书。如果教书，又何必跑到几千里外的东北？可是除了这条路，只有饿死。于是在当初祖国学社负责人杨德钧、苗景隆、廖衡等人怂恿下，在小西边门找到一个日本商社的房子，不知道杨德钧运用什么关系，就搬了进去，在门口挂上“祖国文化馆”的招牌，希望开一家书店。

    然而再也想不到并没有开成书店，我反而一夕之间，成为一名木材商人，抚顺县东面几个山头的树林，都在我的大名之下。分析起来，稀松平常，不过一场官商勾结的把戏而已。本溪煤铁公司正需要大量坑木，那就是，挖掘煤矿时，用来支起坑道，免得坍塌的木头。这种坑木材质虽不好，需要量却非常庞大。当地木材商人和新来的接收官僚，既对不上话，也搭不上线，于是，有人找到我。我有一位老师，当沈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他有一位朋友在本溪煤铁公司当副总经理，就这样我去向那位副总经理推销。一分钟前，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坑木，一分钟后，我却成了一名坑木商，讲得头头是道。那正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副总经理正为坑木大为烦恼，很多商人向他们推销时，满口承当并找有铺保，答应在限期内把坑木送到本溪车站，可是结果全都一去无踪。有些当然是存心欺骗，但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木材商人，千辛万苦从山头把树木砍下，运到火车站时，却被国民党军抢劫一空，拿去劈柴取暖。所以当我向他保证一定可以运到的时候，副总经理相信老同学的学生，同意这笔买卖。大概经过一个月的往返折腾，我取得了十两黄金的佣金。

    十两黄金的佣金是当初木材商指天发誓所承诺的数目，可是到真正拿到支票的时候，木材商的面孔开始不一样了。最初是先给我二两，剩下的八两作为投资，最后则出言恐吓说：

    “我告诉你，你是一个外省人，我们把你扔到野地里，叫狼吃掉，你家里十年都找不到你的下落。”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商业行为所遇到的挫折，使我看到翻脸的迅速及彻底的镜头，大为震骇。我故作镇静地告诉那些商人：

    “我如果二十分钟后不走出中苏联谊社（这是当时的五星级饭店，木材商的写字间设在那里），我的同学就会报警，报出你们的名字。我不怕死，我如果怕死，不来东北，而且你们今天如果不立刻付款，我马上就打电话到本溪，报告公司你们这个骗局。”

    这样才把他们镇住。实际上我从没有想到好朋友为钱会生出那么恶毒的念头、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根本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只好开出支票，我不准他们划钱，立刻到银行提出现款，第二天换成十两黄金，全数交给廖衡保管。

    十两，在那个时代穷困学生眼中，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就用它来维持祖国文化馆的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