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曾小姐因老师之介绍，在江津白沙女子师范任教。每周承老师照顾，方喜“得其所哉”，不料偶尔回家，竟遭父亲毒打点，第一次确立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是对，以为败坏家风，而遭软禁。同时曾太太亦赴某校要加老师以污损良家之罪，老师竭力隐避，总算和曾氏夫妇免掉正面冲突。然而老师和女弟子的关系，从此就像牛女之隔。幸而日本于一九四五年败降，教育部要派人乘专机赴南京接收伪中央大学，老师便力求参加，居然用智谋把女弟子先行拐走。次年（一九四六）政府复员，曾家亦当然东下，到处探问他们闺女的下落，毕竞毫无消息。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季，师生二人忽然由南京赴镇江秘密举行婚礼，到场宾客共五六人。新娘的母亲不得已，为了事实所逼，只得瞒了父亲，出来主婚，席间对老新娘严词训斥，新郎低头听训，默不作声。男方的主婚人由新郎的义父某君担任，当然没有致什么辞。事毕之后，一对新人当日就回南京山西路双栖。这时女父依然被蒙在鼓中。但新郎的女儿（即新娘的学姊）和男公子辗得悉丑闻后，觅到香巢。向爸爸讨学费。爸爸教他们先呼新妈，再谈学费。男公子无可奈何，居然唤妈。女公子说自已的年龄比新娘还长一岁，如何好唤学妹做妈，所以坚不屈服，结果姊弟二人，分文未得，痛哭而去，而老新郎从此亦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书生料子”所特有的“学术性”人身攻击，其揭人，可以说连吃奶力气都挤出来啦。柏杨先生在此特别提醒读者老爷注意文中那个“男方主婚人”，该家伙既是新郎的义父，而又出面为新郎主婚，其跟新郎站在一条线上，是再明白不过的啦，如果新郎“赋性无耻”的话，该义父当然加一级。
呜呼，凡揭人者，其一定也被人揭之。沈刚伯先生的肚子真可以掌船，这算徐子明先生走运，不过被伤害的人即令不起而自揭秦、明清学术思想研究有所贡献。参见“历史”中的“梁启，旁观者却忍耐不住，帮忙揭啦。在这一期的《人间》上，有一大文，顺手往被窝里一捅，就捅到该干爹的屁眼上。原来该男方主婚人“义父某君”，竟是该书的作者徐子明先生，成了老子一气化二清啦。大家原来是一条线的朋友，只不过后来窝里反，义子就成了不道德的，义父反而成了道德的，主婚人成了有耻的，被主婚人反而成了无耻的，天下有这种逻辑乎？徐子明先生生于二十年之后回忆说，他“当然”没有致什么辞。我想未必“当然”，即令没有致什么词，既然亲自出马矣，不比说几句话更来得结婚乎？柏杨先生近邻有一位极娇百媚的小姐，她只要每天晚上带回来不同的洋大人就够啦，还用她嚷嚷她是酒女哉？这一对义父义子，是为啥闹翻的，我不知道，但他们终于翻啦，则是事实。徐子明先生如果真的是一位活圣人，应记得“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如果既出恶声矣，就得准备别人大举反攻，仅只用“某君”两个字打马虎眼，想一手遮盖天下耳目，恐怕是这不住。
就事论事，我看不出沈刚伯先生有啥“赋性无耻”的，女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啦，怎能谈到“拐”？二人堂堂正正结婚，又怎能说是“丑闻”？真正的丑闻恐怕是始赞之、终署之的“义父某君”。沈先生这桩婚姻，两句话就可说完啦，漂亮的女学生爱上有学问的老师，家长反对而已。然而这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我们讨论的徐子明先生揭人的结果，自以为所向无敌，万料不到别人如法炮制揭了他的。
所以柏杨先生从不在这上动歪脑筋，我如果非发神经不可，我就写一本自传自己往外抖，何必麻烦别人哉。于此我隆重建议绊脚石集团，以后最好不要再认为这是绝招，有那股劲自己写本自传，抖自己的可也，何必麻烦我老人家哉。我说这话是善意的。阁下如果不在乎口袋里装青蛙，尽管动手可也，柏杨先生严阵以待，我们不防大战三百回合，以娱读者老爷的尊眼，也是一乐。而且我先提出保证，我决不脑充血，决不向警备司令部告黑状，也决不跑到法院告谁诽谤，更也决不念念不忘请别的治安机关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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