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人间

    谋利有啥不对

    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痒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而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翘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李国鼎先生怎不感叹旧观念，袁晴晖先生怎不觉得文化走到错路上乎？

    一位中国文化学院夜间的学生，向柏杨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橄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誓死反对。傅先生鼓励学生用正当合法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地，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主，才能蒸蒸日上。

    那位学生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满了尊敬。柏杨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满了尊敬。盖中国人心中那块隐藏的保留地，必须取消，这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便一天牢不可破。袁先生引用“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必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也。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是天下第一流的，可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浆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吾友吴佩率先生驻洛阳时，“八方风云全九州”，不可一世，当时一位先生（偶忘其名矣）写了一篇呈文，说的是军纪的重要创了化学哲学的研究。以后在苏联又得到较快发展。研究的，并建议凡是奸淫烧杀的家伙，都应军法从事，洋洋洒洒，凡数万言。当大头目的，哪有时间看完，吴佩率先生看了一半，就用大笔一挥曰：“照准。”盖对这些仁义道德，岂有不照准的？第二天，秘书长拿着该公文，面色苍白，跑了进来，曰：“大帅，这件事情恐怕得研究研究吧。”原来该呈文后半段是控告某将领（也忘其名矣）如何如何王八蛋，要求执行枪决的也。吴佩孚先生一瞧，连忙在“照准”上加一个“不”字，成了“不照准”，险哉，老命。

    这个例子说明，中国人的仁义道德和聪明才干，随时随地都可以转弯改道，由“照准”到“不照准”，只不过是“说不准学”。如果该家伙跟自己漠不相关，你瞧他公正廉明吧；可是该家伙一旦跟自己有恩有怨，有利有害，就必然说不准。南梁帝国候景先生造反时，王伟先生帮他写宣言、写通电，结果被萧绎先生捉住，爱他的才华，本来要释他的，后来有人打他的小报告说，王伟先生骂你独眼龙呀，萧绎先生最恨人骂他独眼龙，这一下虚火上冲，就把王伟先生的舌头钉到柱子，再剜空他的尊肚。呜呼，要王伟先生活，出于自私；要王伟先生死，也出于自私。萧绎先生的结局也很惨，被人用土包压到胸脯上，活活压死。自私心太过于牢不可破，眼睛就成了三棱镜，一切东西都走了样。用三棱镜去观察万物，判断万物，不但误了自己，也误尽天下苍生。

    儒家学说的“施仁政”，恐怕没有一个人反对，盖谁愿意老板大人“施暴政”乎哉？这个“仁”字的学问大啦，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靠研究它吃饭，有些人则好像得了口角疯，动不动就祭了出来。夫“仁”者，不外乎，“孝梯”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焉，“爱人”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焉。对于这种种诠释，我们都五体投地。但有点却是疑问重重，“施仁政”固然感恩戴德，妙不可言，可是该皇帝老爷如果不施仁政，而偏偏暴政，该怎么办吧？孔丘先生没说啥，孟轲先生也没说啥，是他们没有柏杨先生这一套，没想到这个问题？抑虽想到啦却拿不出办法？或不敢拿出来办法？我们统统不知道，但我们却知道他们对暴政简直束手无策。唯一的策就是“王老五拉胡琴——自顾自”。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能溜就溜，溜不掉就缩脖子。呜呼，全部儒家的治术，是建立在皇帝老爷“施仁政”上的，这个大前提未免冒险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