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世人间

    伟大发明家

    个人主义产生权利义务观念，由权利义务观念更产生权利与责任观念。所以洋大人社会有纳税人组织，小民既付了钱，就要问问这钱是怎么花的，不能把钱扔到狗肚子里。在行为上，俺既有这么大的责任，就要掌那么大的权，或者是，你既掌这么大的权，就要负那么大的责任。刑事上的责任一清二楚，不必细表。政治上的责任虽比较曲折，但原则却是一样的也。

    昨天下午我老人家去一家大衙门找朋友借钱，正好碰上一幕：一个西服店老板，给他的同事送来一套衣料，偏偏该同事不在，朋友就曰：“放到他桌上好啦。”老板曰：“丢了怎么办呀？”朋友曰：“你说啥？我们这里成了贼窝啦。”老板曰：“那当然不是，而怕万一。”朋友拍胸脯曰：“我负责任。”老板曰：“先生，请你代写一张收条好不好？”朋友变脸曰：“你既不相信我，你就别放。”把该老板搞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柏杨先生在旁看了半天，实在想不通。等到老板狼狈而逃之后，忍不住请示曰：“兄台，我得打听到底，如果真的出了万一，那西服不见啦，你能赔一套乎？”他瞪着眼曰：“我也没偷他的，怎么教我赔？”我曰：“那么，你说你负责任，该责任是啥责任？”这句话大概碰到了他的伤疤，半天没言语，只脸上气得一青一红；看情形已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危险之境，立刻仓皇告退。出门后就懊悔不迭，如果我顺着他说，把那个老板骂成有眼不识泰山，他就舒服啦，说不定当场就可借到十两银子。

    呜呼，我们社会上拍胸脯的人多，而对该胸脯兑现的少。刑事上尚且如此，政治上就更鸦鸦乌矣。夫政治上责任，就是“辞职”。跟“辞职”遥遥相对的是“死不放”籍，师事王守仁。后讲学终身。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死不放”不但是没有责任，而且是没有廉耻。但这也不能太过度地埋怨，盖事实上有些人教他负责任，也未免冤枉。且举一个放屁之例，你说千万别放，放啦准薰死人，偏偏人有说快放快放，放啦说不定把人薰成神仙哩。你只好隆重放上一屁，结果薰倒了七八个，斯时也，把贵阁下的尊头“喀嚓”一声，恐怕实在不好意思，不要说“喀嚓”一声啦，就是请你卷铺盖，都有点坏良心。

    有责无权焉，有权无责焉，有权利没有义务焉，有义务没有权利焉，是个体主义社会必然的现象，犹如害麻疹的娃儿脸上必然有红斑红点一样。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毫无拘束地发展时，也不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有发展到给玉皇大帝盖瓦的可能。可是一旦要群体而上，不麻烦大啦，好像一群刺猬上阵冲锋，一方面要跟敌人拼个“千万人头落地”，一方面还要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还没有看见敌人哩，自己已鲜血淋漓，身受重伤。嗟夫，是刺猬先生不知道合作之利乎？抑不知道团结之利乎？实在是被别人刺得受不了，而自己也刺得别人同样受不了。于是，再结实的阵线，只不过表面热闹。

    袁晴晖先生月底曾给柏杨先生来过一信，本月初又连接到两信，虽然是信，却好像两篇论文，忍了半个月，仍忍不住，还是要抄出来，以供读者老爷拜读。不过要声明的，柏杨先生凡是恭录意见相近的私函，总是事前征求同意。有些不同意的，就秘密珍藏，或遵嘱烧之。有些同意的，或告以某句某段应删应改，则遵照删之改之；或告以全文可登，就全文不动。但袁先生这两封信，虽然在口袋中揣了这么久（我老人家没事时就掏出来看看，快看得稀烂啦），仍未征求他的同意，盖接了上次之信后，我就写信对他老人家谆谆告诫，他老人家回信曰：“阁下以为我不走正路，恐怕我功名富贵前途受影响，为我担心，其实用不着担心，我已早受影响啦。”既然袁先生不教为他担心——而且袁先生是现任监察委员，说实在的，也没啥可担心的，倒是柏杨先生真需要担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