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看来，这首词的基调，它的主导方面，无疑是积极的。“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些话，充分表明作者的生活态度和行动方向。历史证明，作者的一生是忠实于这一誓言的。他为下层妓女填写过许多词篇，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相当普及的程度（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并且获得了“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无以复加”的社会效果（见胡寅《酒边词序》）。一个古代白衣词人的作品，其流传程度如此广泛，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封建统治阶级把他长期摈斥于官场之外，甚至毁灭了他的政治前途，但另外一方面，这又恰恰成全了他。正由于他长期仆仆风尘，奔波于下层人民之中，才使他成为北宋独具特色的词人，成为中国词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词家。他死后，曾得到下层人民，特别是妓女们的同情和尊重，从传说中的“吊柳七”等活动中，可以看出，他的确获得了“白衣卿相”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
过去，有人指出这首词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同时还指出这首词反映了封建时代文人失意时的“颓废思想和堕落生活”。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今天也必须予以指出。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作者落第失意之后，便在“烟花巷陌”之中去“寻访”“意中人”。这“意中人”，其实就是作者的知己，亦即“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的思想情绪既表现出作者身世漂零之感，同时又反映出他对妓女们的同情。这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还带有消极反抗的情绪。就“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等词句来看，作者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颓废的，但也要看到，其中含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人敢于如此直截表明自己的‘’堕落”，这对封建“礼法”来说，难道不是有“叛逆”之嫌吗？那些道貌岸然的上层统治阶级，他们在玩弄女性方面不知要卑劣到何等程度，而表面上却故作“风雅”、“庄重”。柳永此词与之相比，真不知要纯洁和高尚几多倍了。作者鄙弃“浮名”，却公然去填写被统治阶级轻视的“艳曲”，留下了广泛传唱的词篇，这反而是他对历史的贡献了。
这首词的构思、层次、结构和语言均与柳永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全篇直说，绝少用典，不仅与民间曲子词极为接近，而且还保留了当时的某些口语方言，如“如何向”、“争不”、“且恁”等。全词写得自然流畅，平白如话，读来琅琅上口。不独在柳词中，即使在北宋词中，这一类作品也是少见的。这种“明白而家常”，“到口即消”的语言，正是词中之本色，是经过提炼而后取得的艺术效果。指斥柳永词过分俚俗浅直，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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