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审分
</strong>【原文】
一曰：凡人主必审分，然後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於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竞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方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於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於大湫，命之曰无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虽不备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译文】
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象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 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凭什么知道是这样?人与千里马一块跑，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那么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赶不上。君主也必须象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不要离开车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刚强睿智、忠诚谆朴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君主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仗仕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都恐惧骚乱，长幼失序，各种邪恶一起出现，权成分散下移，不可取善终，不可以施教，这是亡国的风俗啊。 王良驾马的方法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握住马缰绳，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们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缰绳”。所以，依照实际审察名称，以便求得真情，听到言论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让它们彼此悖逆。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辩明名分。不辨明名分，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阻塞啊。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尧、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汤、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桀，纣的臣子并不全鄙陋，幽王、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他们亡国丧身，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说马的名字，想要马却说牛的名字，那么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风，主管人虽一定会责备怨恨他，牛马一定会受到扰乱。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别他们的职分，却频繁地使用刑罚，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道一个人明智通达，实际上这人却愚蠢胡涂，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实际卜这人却很卑下，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浩，这人紧跟着表露的却是污秽品德；委任一个人掌公法，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由于外表勇敢任用一个人，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百官就混乱乖逆了。国家被灭亡，名声受损害，就由此产生出来了。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却越发不能得到，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于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忧愁劳苦了。不受忧愁劳苦，那么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多询问，却不专断地下指示。虽然知道怎样做，却不亲自去做。和谐万物，却不自夸。事情做成了，却不居功，静止的东西不让它运动，运动的东西不让它静止。依照事物的特点加以使用，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流传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不衰，美名流传不止。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远之处，命名为无形。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别人，这样就非常得人心，那怎么能不算有道呢?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让人知道，这样就更能为人所知，那怎么能不算有德呢?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机敏，安然处之，机敏就会显露出来，那怎么能算不聪明呢?特别聪明的人不做小事，大事才去做，那怎么能不算伟大呢?修真得道的人无所能，但人们全都归附他，于是就无所不能了，那怎么能不算完美之人呢?因此，有了众人效力就无需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无需做小事，被人了解了就无需外表机敏，这样，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象这样，那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里获得安适了。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有谁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这样，即使不具备上面说的五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爱好这些了。
<strong>君守
</strong>【原文】
二曰：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窥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後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於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 “我效於子，效於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译文】
得道的人一定平静，平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就象不知道一样，这样就可以跟他谈论当君主的原则了。所以说，内心的不显露出来叫做封锁，外面的不进入内心叫做关闭。既封锁又关闭，天性由此得以密藏。有水准仪也不用它测平，有墨绳也不用它测直，天性因此非常清静。既清静又安宁，就可以当天下的主宰了。 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深保藏着，因而实情就不能窥见到啦。《鸿范》上说：“只有上天庇护人民并让人民安定。”庇护人民，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说，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不从窗户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运行规律。那些出去越远的人，他们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见闻广博，记忆力强的，他们的智慧就欠缺了，致力于耳聪目明、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智慧就毁坏了，考察“坚白”、论辩“无厚”的，他们的智慧就抛弃了。不出门，正是为了达到出门的效果，不做事，正是为了实现做事的目的。这就叫做用阴气召来阳气、用阳气召来阴气。东海那样远，水流到那里还会回来，过了夏天的炎热以后，就会慢慢变得寒冷。所以说，广漠的上天虽无形，可是万物靠了它能生成，最精微的元气虽无影，可是万物靠了它能化育，非常圣明的人虽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来。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不说话的诏告。 所以，有办法知道君主狂妄，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恰当；有办法知道君主昏惑，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得体。所谓君主，就是以不求恰当为恰当、以不求得体为得体的人啊。恰当与得体不属于君主的范围，而属于臣子的范围。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不担当任何官职，其次是不做具体的事情。担当官职就会有不能完备的情况，做具体事情就会有不能周全的情况。不完备不周全，这是官吏之所以产生疑惑，邪僻之所以出现的原因。现在制造车子的，要经过许多有关部门然后才能造成。治理国家难道只象造车子吗?国家是靠众人的智慧和才能来维护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种方法使它安定下来。 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方法却能做成事情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这样。有个鲁国边鄙地区的人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宋元王在国内传下号令，让灵巧的人都来解绳结。没有人能解开。儿说的学生请求去解绳结，只能解开其中的一个，不能解开另一个，并且说：“不是可以解开而我不能解开，这个绳结本来就不能解开。”向鲁国边鄙地区的人询问一下，他说，“是的，这个蝇结本来不能解开，我打的这连环结，因而知道它不能解开。现在这人没有打这连环结，却知道它不能解开，这就是比我巧啊。”所以象儿说的学生这样的八，是用“不可以解开”的回答解决了绳结的削题。郑国的太师文弹瑟弹了一整天，而后站起来。在瑟前拜了两拜说：“我学习你，学习你的音律变化无穷。”所以象太师文这样的人，先让自己的心如兽类一样冥然无知，所以才能掌握弹瑟的规律。 所以，思虑就会使自己受到损伤，智巧就会使自己遭到灭亡，自夸逞能就会使自己遭殃，担当职务就会使自己狂妄。所以神妙至极就能逍遥自得，转瞬即逝，但人们却看不到它的形体，圣明至极就能移风易俗，但人们却不知道是跟随着什么改变的，超群出世，但没有不和谐的，治理人民，称孤道寡，而不受阻塞壅闭。这样，奸邪的实情就能了解，阴险邪僻，善进谗言，阿谀奉承、机巧虚诈的人就无法靠近了。凡是奸邪险恶的人，一定要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呢?就是凭借君主的亲自做事。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当官职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曲从君主所做的事了。曲从君主所做的事，有了过错，君主也就无法责备他，这样，君主就会一天天受损害，臣子就会一天天得志。这样就是该运动的却安静，该安静的却运动。尊贵的变为卑下的，卑下的变为尊贵的，这种现象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国家所以衰弱、敌国所以进犯的原因啊。 奚仲创造了车子，苍颉创造了文字，后稷发明了种庄稼，皋陶制定了刑法，昆吾创造了陶器，夏鲧发明了筑城。这六个人，他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适宜的，然而却不是君主所应做的。所以说，创造的人忙乱，靠别人创造的人平静。只有掌握了当君主的原则，才能了解性命的真情，所以驾驭天下而不感到费力，这样的人就叫做完人。
<strong>任数
</strong>【原文】
三曰：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後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於静，目之见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strong>韩昭</strong>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 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婴页>，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东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於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有司请事於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後，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於得道术乎？<strong>孔子</strong>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後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译文】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胜任，把治理得混乱看成有罪。现在治理得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更加厉害了。君主以好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导来自夸，臣手以不劝谏君主来保持寺官职，以曲意听从来求得收容，这样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当主管官吏，这样就是臣子得以跟随着干那些保持官职、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关系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选取，这是情势使他这样的。耳朵能听见是凭借着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着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义理。君臣如果交换了各自的职守，那么上面说的三种器官的功用就被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不是不可队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不加分别，即使听到，又能真正听到什，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么?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么?要达到随心所故无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凭借啊。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不能达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这种情况。没有骨髂的虫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让它知道有冰雪。拥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祸就无法到来了。 再说，耳目智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讲求驾驭臣下的方法，按照义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韩昭厘侯察看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猪很小，昭厘侯让官员用大猪替换小猪。那官员又把这头猪拿了来，昭厘侯说；“这不是刚才的猪吗?”那官员无话回答。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厘侯的侍从说：“君王您根据什么知道的？”昭厘侯说：“我是根据猪的耳朵识别出来的。”申不害听到了这件事，说：“根据什么知道他聋，根据他的听觉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瞎?根据他的视力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狂?根据他的话得当。所以说，去掉听觉无法听见了，那么听觉就灵敏了，去掉视觉无法看见了，那么目光就敏锐了；去掉智慧无法去知道了，那么内心就公正无私了。去掉这三种东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这三种东西，就治理得乱。”以此说明耳只心智不足阻依靠。耳目心智，它们所能了解认识的东西很贫乏，它们所能听到见到的东西很浮浅。凭着浮浅贫乏的知识占有广博的天下，使不同习俗的地区安定，治理全国人民，这种主张必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范围，耳朵就不能听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见，三亩大的宫室里的情况，心就不能知道。凭着这些，往东到开梧国，往南安抚多<婴页>国，往西让寿靡国归服，往北让儋耳国归依，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当君主的，不可不明察这些话啊。 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是丢掉聪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说话，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再行动，内心闲暇的人就能取胜。几是行动，其准则是，清静无为，公正质朴，自始至终都端正。这样来整顿纲纪，就能做到虽然没有人倡导，但却有人应和，虽然没有人带头，但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所凭借的却很多．善用凭借，是当君主的方法，亲自做事，是当臣子的准则。亲自去做就会忙乱，善用凭借就会清静。顺应冬天而带来寒冷，顺应夏天而带来炎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样就算掌握了当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恒公说；“把这事情告诉忡父去。”主管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告诉仲父去。”这种情况连续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请示，说让去找仲父，第二次请示，又说让去找仲父。这样看来，当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时很难，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呢? 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只能吃些没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没有吃到粮食。孔子白天躺着睡觉。颜回讨米，讨到米后烧火做饭，饭快熟了，孔子望见颜回抓取锅里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做熟了，颜回谒见孔子并且献上饭食，孔于假装没有看见颜回抓饭吃，起身说：“今天我梦见了先君，把饭食弄干净了然后去祭祀先君．”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烟尘掉到钢锅，扔掉沾着烟尘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来吃了。”孔子叹息着说：“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里揣度的还是不足以依靠。学生们记住：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并不难，掌握知人之术就难了。
<strong>勿躬
</strong>【原文】
四曰：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极烛，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管子复於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译文】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么，也可以当君长。所以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兔如果变得和狗一样，那就无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欢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与此相似了。臣子蒙蔽君主，别人还能不断加以制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没有人敢于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该做的事，这是最严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为。 扫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圈内的事，就会昏昧，亲自去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会疲惫。衰竭、昏昧、疲惫，这三种情况，不是当君主应该实行的准则。 大桡创造了六十甲子记日，黔如创造了虏首计算法，容成创造了历法，羲和创造了计算日子的方法，尚仪创造了计算月分的方法，后益创造了计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创造了衣服，夷羿创造了弓，祝融创造了市肆，仪狄创造了酒，高元创造了房屋，虞姁创造了船，伯益创造了井，赤冀创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创造了用马架车，寒哀创造了架车的技术，王亥创造了驾牛的方法，史皇创造了绘画，巫彭创造了医术，巫成创造了占卜术。这二十位官员，正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依靠。圣贤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员做的事，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献出技艺和才能，这是因为圣贤君王居上位的缘故。圣贤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养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万物了，哪里一定要使自身劳苦忧虑、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惫不堪呢?因此，圣贤君王的品德，光灿灿地就象月亮刚出来，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阳的光芒，能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与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挡；精气与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没有人能看出其形体来。这样，一旦君主南面而冶，各种邪曲的事自然会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复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从内心感到高兴、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么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谨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种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亲附了，名声就显赫了。 管子向桓公禀报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速，请让他当大田。迎接宾客，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当大行。早人朝，晚退朝，敢于触怒国君，忠心谏诤，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当大谏臣。在广阔的原野上作战，战车整齐行进而不错乱，士兵不退却，一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当大司马。断案恰当，不杀无辜的人，不冤屈没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请让他当大理。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就让五个人都担任了那些官职，接受管子的命令。过了十年，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靠了管杰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担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幺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许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位的本来不过是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 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东西。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宽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敢于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声。名声和实际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
<strong>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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