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远去的坚实身影

    第十九章 李健吾：活着是为了“掏一把出来”（3）

    1944年，他根据法国剧作家萨杜的剧本《托斯卡》改编的《金小玉》在上海演出。上演时，石挥饰男主角，丹尼饰女主角，李健吾也扮演了其中的参议角色。此剧演了一个月，轰动上海。李健吾本不抽烟，但为了演好角色，他不得不在台上抽烟，而且抽的是由劣质烟叶自制的雪茄。最后一次演出，由于抽得过头，戏刚演完，就昏倒在后台，以后再也没有演参议一角。

    由于该剧间接对日寇迫害中国爱国人士和善良百姓的野蛮行径进行了鞭挞，所以演出激起了强烈反响，从而也招来了敌人的恼怒，成为日本宪兵逮捕他的原因之一。在宪兵队里，日本人对李健吾施加残酷的刑罚，并要他交代郑振铎等人的地址，他当然没有出卖朋友。多亏夫人尤淑芬在敌人搜查时，机智地将朋友们的来信塞进了一个窟窿，敌人才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后经友人多方周旋，将他保出。

    挚友与郑振铎1933年8月，留法两年后，李健吾学成回国，10月与清华校友尤淑芬在北平完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老师朱自清与杨振声介绍，受聘于胡适主持的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下设的编译委员会，撰写《福楼拜评传》并翻译福楼拜的小说，每月领取160元的稿费补助。这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西谛）正与巴金、章靳以等人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这份刊物是北平立达书局约章靳以编的，章觉得自己的资望能力不能胜任，便请郑振铎出面筹划。个人与历史的双重机缘，促成了现代文学史上这两位不世出的人才的相识。

    10月某日，郑振铎在会贤堂饭庄召集在北平的知名作家宴饮，商谈出版刊物事宜，李健吾应邀前往。同时应邀前去的还有李健吾的老师杨振声和朱自清。推测其中情由，当是杨朱二位师长的挽介之功。尤其是朱自清，当李还是清华大学学生时，朱自清就为李的作品写评介文章，又一同出国（李系留学，朱系度假），必会竭力推荐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李健吾在上清华时已是该会会员，薄有声名，肯来入伙，自然礼遇有加。

    1934年1月，《文学季刊》在北平出版，李健吾列名编斩人（相当于编委），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包法利夫人》，系他正在写作的《福楼拜评传》中的一章。也正是这篇文章，使郑振铎看中了李健吾的才学。紧接着，第三期上，李健吾又发表了他的著名剧作《这不过是春天》。一篇是研究，一篇是创作，骤然间，28岁的年轻人在文坛上放射出耀眼的光华。

    翌年，郑振铎受命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物色人才时，立即就想到了写过《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破格聘任李健吾为法国文学专任教授。李健吾先独自一人到了上海，巴金帮他在自己居住的霞飞坊附近找了一所房子，开学前，又将妻子与女儿接到上海。初到十里洋场，人地生疏，没有多少应酬，除教学外，李健吾专心写作。为了不致招人疑忌，他写的文学评论文章，用“刘西渭”作笔名发表。一时间，许多人都不清楚刘某是何人，以为新冒出了个文评家。只有沈从文和巴金知道底里，因为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沈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后来又由巴金帮助整理成册，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咀华集》。

    暨南大学在真如，来来去去不方便，在市内住了一段时间后，李健吾一家便搬到真如乡下去住。抗战爆发了，真如在战区，李健吾一家又迁回市内，住在法租界的巨簌达路（现名巨鹿路）。不久学校也撤回市内，在法租界的陶尔斐斯路（现南昌路）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