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郁达夫：令人沉醉的自我剖白（4）（2/2）
郁达夫到新加坡后接编《星洲日报》副刊，经常发表一些宣传抗日的文章，他还常接待中国南来的文化人，如1939年徐悲鸿赴新加坡举办抗日赈筹画展，郁达夫在“晨星”上出版一个专号；刻印家张斯仁、诗人杨骚南来，他均积极为他们宣传。刘海粟在新加坡开画展后，郁达夫常领有气节的侨领和青年与之会面，他还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上连续刊发自己写的题刘海粟画的诗，肯定刘海粟的爱国热忱。在刘海粟画展前一天，郁达夫又写了一篇题为《刘海粟教授》的文章，对刘海粟的艺术生涯作了简略的评介。郁达夫对刘海粟在艺术上的成就高度赞扬，以他和刘海粟20多年的交往，对刘海粟的艺术历程作了精炼的梳理，由衷赞扬刘海粟“为我国家民族所争得的光荣，尤其是国际的荣誉”，并且以“永久的生命”5字“奉献刘教授，作为祝教授这次画展开幕的礼品”。
1941年12月8日傍晚，也就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赶来找刘海粟，告诉他战局紧张，英国人在太平洋区域飞机损失严重，他们不会尽力保卫新加坡的，要刘海粟赶快离开。临别时写了一首诗赠刘海粟：“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旺夫敢忆家。张禄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郁达夫此后到了印尼，这次郁达夫与刘海粟告别成了他们的诀别——郁达夫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于南洋，终于未能回到祖国。
感铭周作人的《“沉沦”》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的《晨报?副镌》上。文章说理通透，立场明确，一些对《沉沦》噪噪嚷嚷的声音，才渐渐消散开去。郁达夫是一个“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李初梨语，见郭沫若《论郁达夫》）。对现实人生，他又是充满感念心情的。对周作人为自己写辨正文章这件事，郁达夫几乎终生未忘。周作人后来回忆说：“但是达夫似乎永不忘记那回事，有一年他在世界书局刊行《达夫代表作》（仿佛是这个名称，因为这书已送给一个爱好达夫著作的同乡，连出版的书店也记不清了），寄给我的一本，在第一页题词上提到那回事情，这实在使我很是惶恐了。”
对于这事，周作人确实没记清楚。郁达夫题词的，应当是原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此书后来转在现代书局出版时，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一句：“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献辞的发表时间是1930年元月。可其实在更早的文字里，郁达夫就表达过这样的感激之情。1927年，郁达夫在为自己《鸡肋集》题词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这一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这《沉沦》的诲淫冤罪，大约可以免去了……”像这样一再表达的谢词，可以看出郁达夫感铭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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