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来，到书房里检点一切后，才进入卧房，妻子已先睡了。他们约法，迟睡的人得亲过先睡者的嘴才许上床。所以丈夫走到床前，依法亲了妻子一下，妻子急用手在唇边来回擦了几下，那意思是她不接受这个吻。
丈夫不敢上床，呆呆地站在一边一会儿，他走到窗前，两手支着下颌，点点的泪滴在窗棂上，他说：“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惩罚……你的爱，到底在哪里”
“你说爱我，方才为什么又惩罚我，使我孤零”妻子说完随即起来，安慰他说：“好人，不要当真，我和你闹着玩哪。爱就是惩罚，我们能免掉吗”
挚友许地山1920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他是基督教徒，经常在礼拜日到教堂做义工。此时的老舍是个小学教师，于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义工。两人因此相识，许地山说话直爽，尤其是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这就使老舍感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做义工期间，老舍为了提高英文水准，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教授学习英文。埃文斯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对老舍的印象颇佳，举荐他为东方学院教师。这样，25岁的老舍，便于1924年9月，来到伦敦任教。
老舍在东方学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镑，每月仅有20镑，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他还要给母亲寄些生活费用，这就显得更为拮据了。老舍心情不好，就埋头在小说堆里，广泛阅读英文名著，到后来自己也觉得手痒痒的，想试试身手。
许地山见老舍迷上了小说，就鼓励他写。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1925年老舍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许地山对这部小说大为称许，认为老舍写得非常幽默诙谐，便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上海的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老舍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长篇《赵子曰》、《二马》等作品，成为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光彩的明星。
许地山逝世后，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痛惜地说：“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郑振铎和许地山的交往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前几个月，郑振铎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许地山正在燕京大学求学。课余，他俩和在俄文专修学校读书的瞿秋白，还有耿济之、瞿世英等七八个青年经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里借书看，彼此认识后，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学术，探讨文艺，议论时事，无话不谈。许地山丰富的社会阅历和风趣横生的谈吐，使郑振铎印象很深；郑振铎为人诚恳、刚正、率真，也被许地山视为挚友。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郑振铎和许地山分别是各自学校的代表，又经常在一起开会，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1月间，他俩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这是一种青年读物，最初几期里，有些谈青年修养和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逐渐增多的是讨论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论著。郑振铎先后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万恶的社会》等文章，许地山也发表了《女子的服饰》、《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等文章。《新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决定提高刊物的学术性，为纪念国际劳动节30周年，连续3期都办成“劳动号”，郑振铎写了《什么是劳动问题》等文章，许地山写了《劳动底究竟》等文章，他们赞颂劳动者的创造和智慧，提出“各业工人，能够组织工会，互相联络，做欧洲式的大规模罢工”等希望……这3期“劳动号”出刊后，北洋军阀政府惊恐万分，在1920年5月派武装警察查封了《新社会》。
郑振铎和许地山志同道合，共同为发展新文学而努力，他们都曾致力于儿童文学。郑振铎写的儿童诗《早与晚》、《黎明的微风》、《春游》等6首，就是由许地山谱曲后发表的。许地山又介绍其二哥敦谷（画家）为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创作插图。郑振铎与许地山对于印度著名作家、诗人泰戈尔（1861—1941）的诗都有共同的兴趣。据郑振铎回忆，在北平时，有一天傍晚，他到许地山宿舍去，在书架上翻出一本日本翻译版的《泰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许地山看到他这么喜欢泰戈尔的诗，便和他谈起泰戈尔的生平和诗。那时，许地山正在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便把泰戈尔的《新月集》送给郑振铎，建议他翻译。郑振铎翻译《新月集》后，译文还经许地山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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