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荣子在周作人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致使晚年周作人在梦境中还多次跟她相见，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记录。更让周作人狼狈的是，他对乾荣子的这种单相思招来了妻子的猜忌，引发了一场接一场的家庭风波，使他陷入了“寿则多辱”的困境。
周作人的妻子是一位日本女人，名叫羽太信子，1888年7月生，1962年4月死，享年74岁。周作人是在1906年的夏秋之际跟随鲁迅去日本的，1908年4月8日迁居东京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7号，亦称“伍舍”。这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故居，房子大，而入住的只有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5个中国留学生。为了照料这5个单身男子汉的生活，特请羽太信子来到这里做杂务（即跟乾荣子一样的“下女”）。据日本东京警方档案，周作人跟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阴历二月二十七日）登记结婚。这就是说，从初见到成婚，周作人只花了10个多月时间，感情可谓是发展神速。
据史实推断，周作人新婚之后的一段时光应该还是开心的，所以他在诗中写下了“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一类的句子。但结婚归国之后家庭就时起风波，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患歇斯底里症，稍不如意便会大发脾气。到了晚年，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匮乏，再加上乾荣子频入周作人的梦境，羽太信子心生猜忌，怀疑周作人1934年7月11日至8月28日东游日本时曾与乾荣子幽会，遂冷嘲热讽，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事实上，周作人此次东游是跟羽太信子同行，一贯惧内的周作人不大可能有越轨之举，更何况他并不知道乾荣子的下落，也已表示“无心再去找她”。
被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怀疑辱骂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写日记发牢骚就成为周作人宣泄的爆发口。早在解放初期，周作人跟妻子发生冲突之后就在日记中留下了“甚不愉快”一类记载，后来经常“不快”。到了1960年家庭危机似乎达到了顶峰，致使周作人“精神动摇”，“终日不快”，无法工作，惟祈速死。在矛盾剧烈时，周作人曾发出感慨：“临老打架，俾死后免得想念，大是好事。”但待妻子一旦作古，周作人仍不免有所追思，因为羽太信子之所以猜忌暴戾，不可理喻，的确跟她的宿疾有关。更何况她平素信佛，崇拜观音，不但长年照顾周作人的饮食起居，而且也帮邻里做过一些好事，既不是“圣女”，也不是“恶魔”、“冤孽”。
评说周作人曾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烟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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