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真传

    九、盖棺多年难论定

    1937年初，华克之从山西方向，秘密投奔延安。5月4日下午3时许，亲自接见华克之。在听取了他的汇报之后，指出：“不赞成暗杀做法。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业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王亚樵“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谁给中国制造悲剧，他就给谁制造悲剧。”并认为这个人的事迹“值得写进历史”。周恩来得到王亚樵遇难消息，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身为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如果把华克之留在延安，一旦蒋介石张口要人，不给吧，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交出去吧，又会损害革命利益。几经权衡，要求华克之仍回华南，担任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华南实力派之间的信使，协助扩大民族革命大同盟。后来，华克之化名张建良，在廖承志和潘汉年手下，继续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情报工作，功勋卓著。1939年底，由廖承志和潘汉年介绍，华克之加入了党组织。解放后，担任国家内务部副部长，一直从事国家安全工作。1955年，因为潘汉年案而被打为叛徒，身陷牢狱，被提审数十次，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一次，他怒发冲冠，竟用筷子戳出了自己的右眼珠。后来，他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受到审讯长达11年，被迫提交各种交代材料约50万言。平反后，他将交代材料编辑成册，书名叫作《卅年实录》。书中，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婉转地对王亚樵作了一些评点：

    王亚樵者，皖北合肥人。前个世纪的末期，生在破产的小户人家，生活一向不（富）裕。这块地方唯一的特点，在清末民初，出了不少大官僚、大政客、大军阀、大地主。最著名的前有李合肥（鸿章），后有段合肥（祺瑞），提携了成千上万的官僚、军人，纵横捭阖于北中国各省，把持了中央政府，王亚樵就在这个社会长大。

    这位聪明的王亚樵一入上海，如鱼得水。另走一条歧径，自称朱家、郭解、要离、专诸（这四个人均是我国古代轻财重义之士，为人报仇，不惜生命，所谓一诺千金）。

    论到他个人的财产，时常为升斗奔走。有不知者，认为他无知，时时受人利用，无所不为，不惜作奸犯科；知王者，认为他是半个知识分子，行书写得不坏，论人论事也会咬文嚼字。在前期和慵懒的教授景梅九、医生邓孟先、文人叶正叔、校长李怀诚等人混在一起。这些人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高吟低唱都是些乱七八糟安那其（无政府主义）思想、蒲鲁东主义、克鲁泡特金主义、巴枯宁主义。他主张暗杀，是从这些人的理论演化而来的。

    王亚樵一生自1927年起，反蒋、反蒋记国民党，拥护伟大的，意志坚决。蒋介石屡次着戴笠用黄金、高官为饵，亚樵一无动摇。公正地说，王亚樵不是“流氓”，不是“杀人大王”，是一个有缺陷的爱国者，历史会拭去他身上的尘垢，恢复他的自己的面目。

    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亲历记》中，他又具体指出：“王亚樵既未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相信‘神与国家’，有平等思想，同情劳动人民，否认一切权威。为了救人一难，不惜倾家荡产，万金一掷；听人家几句恭维话，也可拔刀相助，不计后果，是一个精神旷达、乱七八糟的好人。他是喝上海乳汁长大的，说他是流氓，目不识丁，可以被人雇佣的打手，简直太过分了，那是中、军统特务分子糟蹋他的……凡是反蒋的，他无不遵从；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他亦无不乐从。”

    1939年元旦，在重庆国民政府团拜会上，冯玉祥毫不客气地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 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我们大家是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介石听后，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得很尴尬、狼狈。冯玉祥当众表扬孙凤鸣，也就是间接肯定王亚樵的抗日反奸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