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如不及早设法遏阻化解，一旦战事触发，恐将酿成大患。戴先生办事，反应灵敏，机警迅捷，决不犹豫观望；尝以“要有剑及履及的精神”与同志共勉。他分析两广当局的称兵犯上，系只凭武力，对中央形成威胁，企图达成他们自私的政治目标……只要策动他们深明大义的军队，反正效顺，就可以釜底抽薪地化解巨变。于是，戴先生命令郑介民赴香港，就既有的联络基础，策动这项工作。
陈济棠在陆、海、空军连续背弃他的打击下，知道大势已去，乃宣布下野，经香港出走国外。
广西方面，虽然已因广东的失败、陈的下野而孤掌难鸣，但以虎头蛇尾为可耻，仍不甘心。戴先生侦知李宗仁、白崇禧等于七月十九日召开集团长以上将领会议，决定抵抗到底，并以桂林、柳州为最后死守区。虽然，当时中央以雷霆万钧的压力，武装解决广西的变局，易如反掌；同时，广西的若干陆军和空军也已经戴先生策动成熟，正在待机反正。可是，蒋委员长仍不主张用兵，而以谋国至诚，感悟反复。乃迅即亲往广州，挽请中央要员赴广西，劝商李宗仁，亲来广州谒晤蒋委员长，请示解决办法。
事后，一直参与宁桂谈判的陈诚 在《西南异动》中颇为得意地说：“西南问题这一个不祥的名词，在中国政治上闹了不少的年数，有些过分悲观的人物，更认为是中国政治之癌，完全是一个不治之症。现在经几个月来，全国上下一致努力的结果，竟把这个不治之症，有了一个解决的办法，而且还是和平解决的。”
宁桂握手言和，反蒋运动半途而废，王亚樵立即陷入了孤独无援的绝境。他闷闷不乐地抽着香烟，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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