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又名杨铨。1893年5月4日生于江西清江。1911年参加同盟会，被誉为“青年才俊”。1918年，在美国获得商学博士学位，返回中国。
1927年8月，在《现代评论》上，他发表了《牺牲与堕落》，抒发了自己追求自由民主的情怀：
人们，你苦黑暗吗？
请你以身作烛，
用自己膏血换来的，
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1932年12月29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杨杏佛担任执行委员兼总干事。在一次集会上，杨杏佛不无感慨地说：“争取民权的保障是18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20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18世纪的工作。”成立之后，中国民盟多次发表声明，批评、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介石非常恼怒，但对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同盟会元老蔡元培不便动手，只好退而求其次，命令戴笠干掉杨杏佛，杀一儆百。
当时，杨杏佛借住在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1933年6月17日早晨，军统特务在中研院附近潜伏，准备等他晨练时下手。可是，正当杨杏佛进入他们的射程时，一辆法租界的巡逻车刚巧从他身边驶过；等他往回跑，再次进入伏击区时，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从那里通过。特务们眼看着杨杏佛轻轻松松地跑进中研院，只能干瞪眼。
第二天，他们索性就在中研院大门外待命。那是个星期天，大门外行人稀少。约8时许，杨杏佛身穿骑马装，头戴灰色呢帽，与14岁的儿子杨小佛缓步走出，钻进停靠在门前的轿车，准备出行。就在轿车发动之时，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猛地冲了过去，用手枪朝车内一顿乱射。杨杏佛爱子心切，立即伏在儿子的身上，身中数弹。得手后，特务们按照事先预案，迅速奔向猫在一旁的接应轿车，而过得诚忙中出错，跑错了方向；等他反应过来，朝着接应车跑去时，接应轿车不但不停下来，反而朝他开枪射击，企图杀人灭口；过得诚没有办法，只得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窜，被闻讯赶来的巡捕们围在路中央，绝望中，他不得不赏给了自己一颗“花生米”……
6月20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人，不顾个人安危，前往万国殡仪馆，参加追悼大会。蔡元培失声痛哭：“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王亚樵与杨杏佛情同手足。从报纸上看见他遇害的消息，王亚樵先哭后笑，对妻子王亚瑛说：“‘草头蒋’不愧为一代奸雄，阳奉阴违。杨先生不过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都不能容忍。我手下有数百名精兵强将，他岂能轻易放过我？宋江当年一时糊涂，本以为招安之后，他的弟兄们能过上安稳日子，结果却是被派去平田虎、打王庆、剿方腊，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后来，一壶‘御酒’，让他们全军覆没。孙美瑶也吃过这个亏。‘草头蒋’以为我是宋江、孙美瑶？”
王亚樵掏出手绢擦了把眼泪，接着说：“‘草头蒋’要我向西南派打一枪，表面上，他是想试探我的诚意，要我按照江湖规矩向他献一份‘投名状’，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如果我上了他的当，稀里糊涂地开了这一枪，就会陷入不仁不义境地，声名扫地；而且，从此失去反蒋同盟，成为孤家寡人。到时候，我为鱼肉，他为刀俎，他想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我。……真是痴心妄想！”
经过一番思量，他决定暂时不给戴笠回话，作为缓兵之计；他请常先生赶快想办法，帮助他离开上海，与“草头蒋”再摆战场。他知道，自己的照片早已被特务们掌握。为了不被特务辨认出来，他煞费心机，让妻子用烟头和香火，帮他在脸上烙出大大小小的浅麻子。王亚瑛眼含热泪，不愿下手。王亚樵劝道：“老婆，难道我长了几个麻子，你就嫌弃了不成？”王亚瑛还是下不去手。王亚樵火啦，大声吼道：“是脸面重要，还是性命重要？！”王亚瑛深知他的牛脾气，不得不背过脸，将烟头和香火扎进他的脸，王亚樵被烫得满脸冒烟，他嘴里咬着毛巾，声嘶力竭地大喊：“痛快啊！痛快！”等伤口长好后，他又用酱油涂脸，在阳台上暴晒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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