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真传

    五、戴笠主动求和

    追杀大半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几次，王亚樵似乎无路可逃，结果，他还是像孙悟空那样，从戴笠的手掌空隙里跳了出去。“师傅毕竟技高一筹啊。”戴笠十分上火，既无法向委员长交差，也无法向部下们交代。为了早日抓捕王亚樵，他明确要求，传令兵不分昼夜，24小时都应有人值班。遇有文件，随收随递。他的作息时间，也做了调整，“上午7时至夜里2时以前，均为本人办公时间；重要公文，可随时呈阅；遇到特别紧要之事，不在此限”。

    就在戴笠日夜忙碌、心情郁闷的时候，刘俊卿给他送来一个好消息。

    这个刘俊卿，对外身份是公共租界巡捕房探长，对内却是军统安插在公共租界的耳目。在抓捕王亚樵的活动中，他参加了几次，无功而返。但是，他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三教九流的朋友，他都交。无意中，他了解到周执章曾是王亚樵的得力干将，心想：如果以参与暗杀赵铁桥、行刺宋子文未遂等为理由，抓捕周执章，就可以顺藤摸瓜，抓到王亚樵，获得重赏。因此，1933年5月12日晚上，他带领几个部下，闯进周家，强行把他铐走。

    事实上，自从行刺张秋白之后，身为地下党的宣济民，就化名周执章，彻底脱离了“斧头帮”。所以，无论刘俊卿怎么拷打他，他都说不出王亚樵的具体住所。刘俊卿陷入两难境地。不放人吧，从宣济民嘴里捞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放人吧，自己滥抓无辜，会受到上司的追究。思来想去，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先后给宣济民上了11次电刑，最终屈打成招。6月4日，拿到供词之后，刘俊卿立即前往嵩山路法租界巡捕房，当天夜里，他就以宣济民供认洪耀斗、王述樵参与刺杀宋子文案件的名义，把他俩抓进了公共租界老闸监狱。

    戴笠接到刘俊卿的报告，不禁喜上眉梢。他盘算着，只要把洪耀斗、王述樵这两个人质攥在手心里，王亚樵就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与他玩命；如果能从他俩嘴里获得王亚樵的行止，那就更好了。因此，他命令侦缉队队长卢英和宋子文所委任的江海关监督唐海安，手持公文，前往租界，将洪耀斗、王述樵引渡到上海公安局，关押在火神庙监狱。戴笠连夜提审，老虎凳、烙铁烫、竹筷夹手指、上电刑……洪耀斗、王述樵被打得遍体鳞伤。可是，王亚樵历来神出鬼没，即使是最亲近的人，形势严峻以后，他也不得不小心提防，前门进、后门出，连他的司机都不掌握他的行踪。经过几天审讯，洪耀斗、王述樵奄奄一息，戴笠并未得到他所要的东西。

    此时，常恒芳的住宅也受到了特务监视。他与王亚樵的联系，都是王季樵或龚淑婉（王述樵之妻）深夜前去传递信息。他让王季樵转告王亚樵：“上海的白色恐怖太重了，不能再待下去。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跳出上海，反蒋的天地更宽阔。”当他得知洪耀斗、王述樵被捕，并引渡到上海公安局的消息，非常担忧军统采取“闷鸽子”方式，将他俩秘密杀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找到沈钧儒商议对策，两人认为，首要的是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军统就不敢为所欲为，然后，再寻求营救办法。于是，沈钧儒以全国律师公会会长的名义，在报刊上发出呼吁：“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即使有罪，也不应罪及其弟。”接着，全国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在中华民国时代，还奉行株连陋习，是封建的余毒！是民国的耻辱！是对法律的践踏！”常恒芳又找到安徽同乡、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高一涵，要求他过问此事。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让戴笠深感被动。

    正在这时，蒋介石突然拍来电报，让他与胡宗南、胡抱一一起上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