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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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戴笠主动求和
    五、戴笠主动求和

    追杀大半年,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几次,王亚樵似乎无路可逃,结果,他还是像孙悟空那样,从戴笠的手掌空隙里跳了出去。“师傅毕竟技高一筹啊。”戴笠十分上火,既无法向委员长交差,也无法向部下们交代。为了早日抓捕王亚樵,他明确要求,传令兵不分昼夜,24小时都应有人值班。遇有文件,随收随递。他的作息时间,也做了调整,“上午7时至夜里2时以前,均为本人办公时间;重要公文,可随时呈阅;遇到特别紧要之事,不在此限”。

    就在戴笠日夜忙碌、心情郁闷的时候,刘俊卿给他送来一个好消息。

    这个刘俊卿,对外身份是公共租界巡捕房探长,对内却是军统安插在公共租界的耳目。在抓捕王亚樵的活动中,他参加了几次,无功而返。但是,他是个颇有心计的人,三教九流的朋友,他都交。无意中,他了解到周执章曾是王亚樵的得力干将,心想:如果以参与暗杀赵铁桥、行刺宋子文未遂等为理由,抓捕周执章,就可以顺藤摸瓜,抓到王亚樵,获得重赏。因此,1933年5月12日晚上,他带领几个部下,闯进周家,强行把他铐走。

    事实上,自从行刺张秋白之后,身为地下党的宣济民,就化名周执章,彻底脱离了“斧头帮”。所以,无论刘俊卿怎么拷打他,他都说不出王亚樵的具体住所。刘俊卿陷入两难境地。不放人吧,从宣济民嘴里捞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放人吧,自己滥抓无辜,会受到上司的追究。思来想去,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先后给宣济民上了11次电刑,最终屈打成招。6月4日,拿到供词之后,刘俊卿立即前往嵩山路法租界巡捕房,当天夜里,他就以宣济民供认洪耀斗、王述樵参与刺杀宋子文案件的名义,把他俩抓进了公共租界老闸监狱。

    戴笠接到刘俊卿的报告,不禁喜上眉梢。他盘算着,只要把洪耀斗、王述樵这两个人质攥在手心里,王亚樵就会投鼠忌器,不敢轻易与他玩命;如果能从他俩嘴里获得王亚樵的行止,那就更好了。因此,他命令侦缉队队长卢英和宋子文所委任的江海关监督唐海安,手持公文,前往租界,将洪耀斗、王述樵引渡到上海公安局,关押在火神庙监狱。戴笠连夜提审,老虎凳、烙铁烫、竹筷夹手指、上电刑……洪耀斗、王述樵被打得遍体鳞伤。可是,王亚樵历来神出鬼没,即使是最亲近的人,形势严峻以后,他也不得不小心提防,前门进、后门出,连他的司机都不掌握他的行踪。经过几天审讯,洪耀斗、王述樵奄奄一息,戴笠并未得到他所要的东西。

    此时,常恒芳的住宅也受到了特务监视。他与王亚樵的联系,都是王季樵或龚淑婉(王述樵之妻)深夜前去传递信息。他让王季樵转告王亚樵:“上海的白色恐怖太重了,不能再待下去。留着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跳出上海,反蒋的天地更宽阔。”当他得知洪耀斗、王述樵被捕,并引渡到上海公安局的消息,非常担忧军统采取“闷鸽子”方式,将他俩秘密杀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找到沈钧儒商议对策,两人认为,首要的是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世,军统就不敢为所欲为,然后,再寻求营救办法。于是,沈钧儒以全国律师公会会长的名义,在报刊上发出呼吁:“王亚樵犯罪,其弟王述樵何罪?兄即使有罪,也不应罪及其弟。”接着,全国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在中华民国时代,还奉行株连陋习,是封建的余毒!是民国的耻辱!是对法律的践踏!”常恒芳又找到安徽同乡、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高一涵,要求他过问此事。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让戴笠深感被动。

    正在这时,蒋介石突然拍来电报,让他与胡宗南、胡抱一一起上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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