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谈文化

    第十四章 末代筒子楼（2）

    经过坚韧的战斗，几天之后还是在北大工作的男主人比较豁达，把钥匙给了我，说他老婆有精神病，马上就办离婚了，还是咱们北大人互相体谅吧。他暗示我不要管他们家的闲事，也别惹他老婆。我感谢还来不及，哪里还想别的？于是弄了个煤气罐，有吃有喝地过起筒子楼生活来了。

    24楼住得很混杂，我最喜欢来往的是后勤人员、工人、体育老师。我按照小时候住单元楼的方式跟他们打交道，比如一起蹲厕所时，问候一声:“吃了吗？”一起在水房洗菜时，送他们一棵葱、两头蒜的。另外拖地的时候，把邻居门前也一起给拖干净了。很快我就和七八家邻居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但是我发现人们都不像我小时候那样淳朴和安闲了，用我母亲的话说：“我看你们北大这些人啊，都心里长草似的。”邻居们住在筒子楼，但心都飞向远方，没有一个把此处当成自己长久的家。所以楼道里就弥漫着一种“末代”气息。有天天念外语准备出国的，有天天找后勤要求换房的，有把房间租借出去自己住在别处的，还有把房间当成办公室在这里开办小公司的。就说我自己吧，也料定在此处住不上两年。我把母亲从哈尔滨接来，一方面请她帮我看孩子，一方面要补偿我离家读书十几年未尽的孝心。于是我另外找了个平房住，每天白天在24楼，晚饭后就离开。这样，我就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筒子楼”这玩意儿，已经到了“残灯末庙”阶段了。

    系领导认为我住在校内，应该多干点儿活，于是遇上各种杂事都来叫我。除了担任科研秘书，还要组织“孑民学术论坛”，参与留学生短期班管理以及迎来送往等等。所以中文系一百多位老师，我全部都认识了。偶有余暇，我就带着不满两岁的儿子在校园里闲逛。有一次我让儿子骑在我脖子上，他拿着一本画册在看，我一手笼住儿子，另一手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任秀玲老师迎面走过来，呵斥我道：“哪有你这么带孩子的？你这是当爹呢还是耍猴呢？快把孩子放下来。”高秀芹博士在《江湖寂寞》中回忆说：“后来，我在校园里开始看见老孔用自行车驮着孩子玩，在细碎的绿荫里，老孔很大的自行车上一个小小的小人，极温柔与极粗糙结合在一起，很不相称。”高秀芹这句无心的调侃，却道中了一个“不相称”的意象。每天转悠在校园里，转悠在筒子楼里，似乎越来越跟我们世纪末的形象“不相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