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小时候的角度来看，父亲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喝酒、聊天、骂领导、打儿子。他对待邻居同事都超级友善，别的孩子欺负我，他总是先揍我一顿，再去给人家道歉。外面遇到的任何人，他都能拉到我家来喝酒，不管家里有没有菜。他所骂的领导也到我家来喝酒，但他还是照骂，动不动就说：“老子是抗日干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你们的坐享其成，走后门，不要脸，都是修正主义王八蛋！”其实他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他骂人家的所谓走后门，不过是送孩子参个军或者一斤肉票买二斤肉之类。他就这样慢慢得罪了很多“当权派”，“文革”时多次被人家批斗。所以他七十年代以后，经常骂“文革”，他认为的“文革”，只是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这三年。他把很多看不惯的事，都归罪到“文革”头上。比如我一顶撞他，他就说“文革”教坏了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一点儿不孝顺！我心想那你顶撞我爷爷，是谁教坏的呀？他还不喜欢简化字，说“文革”把字都简化了，他还得重新适应，写出来一点儿没文化。但他写自己的名字时，从来不写那个“宪”的繁体；写我的名字时，也不写那个“庆”的繁体。他不知道简化字古已有之，民国时期就曾经公布过，新中国颁布简化字表也是“文革”以前的事情。他还看不惯青年男女手拉手“压马路”，说妈拉巴子“文革”把你们都解放成流氓了，大白天就手拉手，这不是国民党吗？其实哈尔滨风俗欧化，男女交际相对开放，“文革”前后基本没什么变化的。
“文革”后期，各城市都组织了工人民兵，相当于武警，人家就把他调去当了个分部的副总指挥，实际意图是省得听他骂人。他干得挺得意，弄了支卡宾枪放在家里，还偷了几粒子弹。说当年有支三八大盖就不错了，第一次看见卡宾枪还是陈老总的警卫员身上背的。过春节的时候，趁着满城鞭炮震天，他让我冲天打了一枪，笑着说：“看你那个熊样，当兵不行啊，当个司令还行。”
他管民兵期间，是有点儿实权的，抓捕过不少著名流氓大盗。那些人没有一个恨他，更没有人在我身上报复。因为抓到之后，他总是去亲自审讯，把人家臭骂一顿，讲一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和你妈生你多么不易的大道理；最后问人家，你对得起、对得起陈老总吗？人家肯定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他就让人家写检讨书，按了手印，然后就放了。其中有几个还真的改邪归正了，父母拎着鸡到我家感谢。父亲说这不算走后门，把鸡收下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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