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八十年代也觉得挺好的，八十年代我还上大学了，工作也挺好，个人生活也不错，就养成了一种懒惰的习性。到现在谁问我，我的真心话都是，我想当一个苏东坡那样的知识分子。没事三五好友在窗底下喝点茶喝点酒说点闲话，开开玩笑猜猜谜语，我就愿过这样的生活。是有一种势力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与世无争都不行，他逼到你鼻子和门槛儿来，非得让你同意他，非得让你站队不可。我没有办法，我愤然而起。是这样的社会把我这样的人逼得愤怒了，把我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说成左派，可见这个社会已经堕落无耻到何等地步。
“文革”作品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总体来看，模式比较单一。如果想深入探讨的话，我推荐大家看北大洪子诚教授写的《当代文学史》。洪老师是非常客观的，他把“四人帮”这些人叫“文化激进派”，讲得比较客观。文化激进派呢，理想过高，对文艺作品的要求过高，就造成了大家小心谨慎，创作的模式就比较单一了。其中有一部分作品是简单图解政治观念，比如说某个作品中，一个书记一个队长，犯错误的总是这个队长，对的总是那个书记，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吧。
一个团长一个政委，团长老是犯错误的，政委总是正确的，这个模式一直影响到现在。你看《亮剑》，犯错误的是李云龙，赵刚总比他高一点儿。你这么说也有道理，说政委应该站得高一点儿，可实际生活中不都是这样的呀。实际生活中肯定有司令员或者团长更高的，也有政委犯错误的。这样的作品一多呢，老百姓就反感了，老百姓提前就知道了，一看队长出来了准得犯什么错误，这样就失去悬念了。刚才我们看《原形毕露》，好就好在你事先猜不到结尾，它不是那么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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