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野草》中读到的，是作者的深层心理，是撑住他那公开的社会姿态的下意识的木桩，是孕育他那些独特思想的悟性的温床。因此，你读懂了《野草》，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公开的文章中说那些话，譬如“一切都是中间物”，“中国的群众永远是看客”；又为什么要在私人通信中写那些话，譬如“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我常觉得现在有些年轻人之于我，是可利用则竭力利用，可打击则竭力打击……”你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面对青年的时候，他会有那些特别的表现，譬如总要戴一块面具，总是有一种深藏的自卑感；不消说，你也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停止小说创作，单是这些散文诗，已经把他内心的“鬼气”展示得这么深，靠那种《孤独者》式的自我分析，他怎么可能把它压制住？
在一九二六年，除了《野草》，鲁迅还写了十篇总题为《朝花夕拾》的回忆散文，从小时候的种种趣事，一直说到老朋友范爱农的悲惨的溺死。内容既有点杂乱，口吻也不一致，有《二十四孝图》式的愤怒的诅咒，也有《范爱农》式的彻骨的悲悯，有《琐记》中谈及衍太太时的轻蔑和厌憎，更有许多类似《阿长与山海经》那样的轻松和幽默。和《野草》一样，《朝花夕拾》也证实了作者内心的复杂，即便回忆往昔，也因了旧事本身和回忆心情的不同，显出迥然相异的情致。但我更注意的是，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写起回忆来？
在《朝花夕拾》的引言中，他有明白的解释：“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１８不错，每个人都有蛊惑他，使他时时反顾的记忆，但他在什么时候回过头去，却多半取决于他此时此刻的具体心境。鲁迅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又说：“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１９这话说得十分黯淡，但却是实情。你看他一九二六年的文字，小说早已不写了，《秋夜》和《墓谒文》那样的散文诗也不写了。杂文虽然还在写，但除了继续与章士钊、陈西滢们打笔仗，以及几篇谈话记录，几乎就没有稍长一点的文章，就连《论“废厄泼赖”应该缓行》那样借题发挥的长论，似乎也做不出了。他这一年的杂文中，多的是《无花的蔷薇》那样的杂感，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否正表明了心里的“芜杂”呢？到下半年，又出现了日记体的杂感，后来又装上“通信”的框子，其实还是日记，这不正是“只剩了回忆”吗？四顾茫然，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生，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然是只能写回忆了。
其实，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这“无话可说”一直是鲁迅的基本心态。他所以竭力修订对人生的种种认识，所以在小说和散文中一遍遍分析自己，都是要找到对社会和自己的把握，要恢复自己说话的信心，要重获一套能说的话。可是，他这些努力似乎都不成功，他在小说创作中那样迅速地关闭袒露隐情的门户，他始终用那样晦涩的文笔来撰写《野草》，都说明了他的不自信，他不敢继续往下说，也不能确信这些话能够挑明了说。现在又出现这一批回忆散文，更是明确宣告了他的失败，他依然处在无话可说的困惑之中。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连续写了那么多年，现在却发现自己无话可写，无话可说，这是怎样的难堪的痛苦？倘说他以文学创作显示了驱逐“鬼气”，重振呐喊之威的强烈愿望，那也正是他写下的这批小说和散文，证实了他这愿望的落空。他在一九二六年八月离开北京南下时，会暗自决定“沉默”两年，２０就说明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注释
１鲁迅：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致山本初枝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二百零五页。
２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三）》，八十九页。
３章衣萍：《古庙杂谈（五）》，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
４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八十三页。
５鲁迅：《诗歌之敌》，《集外集拾遗》，一百二十八页。
６鲁迅：《译后记》《译文序跋集》，四十五页。
７鲁迅：《小引》，《集外集》，九十三页。
１５鲁迅：《秋夜》，《野草》，四页。
１６鲁迅：《希望》，《野草》，十六页。
１７鲁迅：《死后》，《野草》，四十三、四十四和四十六页。
１８鲁迅：《小引》，《朝花夕拾》，二页。
１９同上。
２０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四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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