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显然明白她题材内蕴的诡性,因此避免了(简单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论证公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扶桑引出的一线故事外,她又运用第一人称的我,与扶桑展开对话。两个中国女性相隔了一个世纪,却因种种原因,渡海落籍异乡,并各自发展一段异国情缘。叙事者的我抽丝剥,急欲了解扶桑当年种种,而扶桑的影像却时近时远,不断挑起和中挫叙事者的。至其极处,原由男性幻想孕育出的女神/神女原型,也暗暗销解。 在《扶桑》中,我们看到,人贩子在中国采用种种手段:哄、偷、抢把年轻姑娘弄上船偷运来美。研究表明,当年运送华工的船只“同用来运送非洲黑奴的船只极为相象”,被称为“漂浮的地狱”。许多年轻姑娘还没到美国就命丧黄泉,即使九死一生来到美国,也通通被卖到妓院。《扶桑》几次描写了女奴拍卖的场面:全身展示;妓院“阿妈微欠足尖,一把抓散扶桑的发髻,拎着那头发把扶桑打了个转”以表明头发的真伪;“阿妈用两根手指掰开扶桑的嘴唇,给人看那两排毫不残缺的牙。一个男人上前来拍拍扶桑的腮”以证实口齿的完好无损;双手吊在秤上过磅,按磅数出卖,这跟贩卖牲口又有何异?作者严歌苓在遍览一百六十本书后发现,她们大都“在十八岁开始脱发,十九岁落齿,二十岁已两眼混沌,颜色败尽”,她们遭受着人贩子、妓院阿妈、唐人街地痞的多重盘剥欺凌,早早地结束生命。 作者叙情状物,流畅娴熟,很有施叔青近作《香港三部曲》的风范。除部分情景稍嫌堆砌做作外,全作可读性极高。作者这两年积极参与台湾各大报文学奖,屡有斩获;对评审及预期读者品味的拿捏,亦颇具心得。本作应是她历次得奖作品中最好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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