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许多年没我这个女儿的消息了。他年事已高，队伍的实权已被蒋介石的一个人实际掌握着，不过应了个虚职。听说拘了他的女儿，父亲一拍桌子吼：“烧火烧到我上官家了嗦。”面子挂不住了——越是被闲置越要斗气，便找了川军的人给相关方面通关系。川军体系里是很讲袍哥义气那一套的，愿帮忙。父亲出钱，他们也乐得跑腿……而关我的人审来审去也没审出个名堂来，正愁不知如何是好，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收了父亲的大价钱，让他副官代我写了“悔过书”，登了报，把人放了。
这一切，组织都不知道，胥和十爸儿也联系不上，后来才知他们去了东北解放区。我只好呆在南亘山小时候的奶妈家里养病，带着两个女儿。也试图找组织。很难。没有可靠的人介绍，组织谁敢接触你？
到了49年夏，老父亲带着太太和姐姐妹妹几十口人去了香港，却不带我走，他恨死了胥，说这个共党把他唯一的儿子也共去了，让我呆在渝都找到他的儿子。也不给我什么钱，说，就是要饿死胥的崽子。姐姐妹妹也不能给，谁给，他就不带谁走。
我从没想过要走，我要等着胥。这么屈辱和痛苦地活下来，就是还想见他一面。哪怕见一面就死。
我却无以为生。那已是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找一份教书的职业已很难，又找不到组织，谁也帮不了我。幸好奶妈的儿子是南亘山一个川戏班子的班主，我读女师时曾是他们的票友，就说不嫌弃的话去他那儿混口饭吃吧。只好去，人到了没饭吃的地步了，唱戏总比讨口强，何况还有两个女儿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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