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妇女所受压抑束缚较少，她们经常外出活动，抛头露面到郊外、市街、娱乐场所游玩，杜甫在《丽人行》中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唐代妇女敢于主动追求爱情，未婚少女私结情好，已婚女子另觅情侣之事，屡见不鲜，不仅女皇有一群男宠，公主、贵妇甚至后妃也常有情人。唐人对此，司空见惯，并不把此类事看得过重。
由于贞节观念的淡漠，唐代离婚、改嫁之风非常普遍。有趣的是，唐代离婚书中还有对妻子再嫁的祝贺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守寡或离婚后再嫁也很普遍，政府为了增殖人口，还提倡寡妇再嫁。由于唐代社会对女子、再嫁完全不以为意，故而唐代妇女也没有“烈女不事二夫”的强烈贞节观念。
贞节观念是私有制和父权制确立的产物。唐代以前，贞节观念并不十分严重，寡妇改嫁因为并不涉及父系血统的纯洁性问题，因而并不认为是丑行，到了宋代，贞节观念明显强化，并开始片面强调的贞节，一女不事二夫，认为寡妇改嫁就是失节。
自从宋代程朱理学形成后，贞节观念便严格起来了，尤其是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观点，他认为，“凡取孀妇以配身，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已失节也。”有人问他，如果有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他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求寡妇宁愿饿死，也不要改嫁。更有甚者，程颐不仅主张寡妇不能再嫁，还主张男子可以出妻，《性理大全》云，“问，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贤出之何害？”可见，到了这个时候，男子可以休妻、女子不可再嫁的双重道德标准已经形成。
宋代强化贞节观念的结果，到了元代，便渐渐地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了，夫死守节，差不多成为妇女应尽的义务，成为人们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守节的妇女不仅不能涉及对性的玷污，连皮肤的接触都是不贞的表现。五代时有节妇断手的事，她护送丈夫的灵柩回家，夜投旅店，店主不让住，抓着她的手要她出去，她拿起刀来毫不犹豫把自己的手臂砍掉，说是被男子污辱了。当时这件事受到理学先生的赞颂，但影响还不是很普遍，到了元代，节妇马氏，乳疡不医，“我是个寡妇，这种病宁愿死去，也不能让男人看见”。后来拒医而死，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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