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在贫穷的农业国家，是理想的“女人味”的重要条件；瘦女人往往被认为缺乏感或生育力较差，而年轻女子可能会借特殊的饮食来为婚配作准备。同样的道理，妻子的腰围会被用以夸耀先生的财富，因此有钱的男人会强迫妻子多吃以便获得受敬重的地位象征。在富裕的工业国家却不是如此，理想的有“女人味”的身体是随时保持苗条的，因此大部分女人都为节食忙得团团转，不是正在节食，就是刚结束节食，或者正开始要节食。但是，苗条并非始终是女人风韵的标准。比如在美国拓荒殖民时期，北美还很贫穷，大家庭被奉为理想，因此，理想的女人是大块头、的。等到拓荒时期结束，而制造业成为主要的财富来源时，美国对肥胖女人的喜好程度也为随之改变。在争取参政权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理想的胸臀尺寸减小了，在20世纪20年代更兴起了对平胸女郎的狂热。到经济大萧条的时候，逃避性的好莱坞电影使得大胸脯再度成为时兴，理想尺寸于是增大。40年代当妇女走进国防工厂工作时，理想尺寸再度减小。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妇女被指望增产以补充人口时，尺寸又成为理想，束腹带与垫胸奶罩大行其道。然而，当增加人口的目标实现之后，在60年代中性化的身材遂取代了玛丽莲·梦露式的身材。
在上述所有时代，不论是在欧洲、北美或第三世界，被认为可取的女性身材样式都具有一项共同的特色：柔弱。富有的文化或许较喜欢瘦女人，而贫穷的文化可能较中意胖女人——因为就财产而言(而女人依旧是财产)，愈稀罕的代表愈高的地位——但是所有的父权文化普遍认为柔弱的女人较可取，并将之理想化，甚至非强壮不可的女性劳工也受到左右而钦羡并模仿上层女性脆弱、纤细的样相。似乎只有来自妇女本身的反叛能淡化这种对柔弱女性的理想化。19世纪的女性主义者抗议蜂腰式身材迫使妇女穿束腰托胸的紧身褡而会时常昏厥并有肺部不健康的毛病；她们提倡女性骑脚踏车、打网球以健身。现代的女性主义者抗议“不怕太瘦，只怕不瘦”的风气，而鼓励妇女运动、锻炼肌肉，并强调非传统工作，甚至战斗对女性的开放。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力量并没有成为男权文化社会所鼓励的女性特质。
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地区以及亚洲某些地区，女人穿戴着会限制行动的项圈和沉重的金属踝饰，重要的用来咀嚼肉类的牙齿也为了追求嘴部的缺口美而予以拔除——如此，有限的蛋白质供应得以留由男人享用。男性的装饰通常限于身体绘画、疤纹，或用黏土来作头发造型，这些都不会限制他们的营养吸收或行动自由。在伊斯兰教地区，妇女必须穿着覆盖全身的衣纱，这最初仅见于上层阶级已婚妇女，后普及较贫穷的妇女，它被视为保护、地位，以及较晚近所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象征。就像中国从前上层阶级喜好的“三寸金莲”，缠足被化为美的象征，并被视为婚姻的先决条件，却是女人一辈子的折磨一样，女人的美丽标志均涉及自由的限制，通常也与痛苦、健康的剥夺相连。这一点在西方的文化中也是如此：小女孩因必须保持整洁而养成被动性，纽扣缝在背后的衣服令她们无助，而高跟鞋和窄裙使成年妇女必须蹒跚而行。相对于此，男性的时尚再怎么虚华都能令他们行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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