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对于国务院居然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一份白皮书也是深感不安和极为震惊的。在他看来，“在两个国家仍然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时候，由一国政府发表非难另一国政府的报告，就像这份美国政府发表的非难中国及其国民政府的报告摘录那样，是迄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而且，书中直接引用了许多应该属于绝密性质的文件，其中就有好些他从南京的大使馆里发回的报告。这些机密文件的公开，暴露了一些中国人、美国人和他自己的言论观点，不仅使他陷入非常难堪的处境之中，无疑也会给那些提供情况的人带来严重的后果。他在回忆录里记述说：
所有这一切，将对美国、中国、美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对那些提到了名字、引用其言论的中国人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对那些被一字不改地重新发表其观察、估计和建议报告的美国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会有什么影响？这对美国的外交和领事官员将来的呈文会有什么影响呢？……
它是要告诉全世界，依美国政府看来，国民党人已在“内战”中失败了。它不承认美国政策有什么错误，而将一切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白皮书声称，美国政府对那些“不幸的后果”没有任何责任。它暗示美国对民国政府的支持以及对该政府的生存所应尽的义务已经了结。
此时，也获悉了白皮书的发表，命令新华社英文部以最快速度进行翻译。但由于白皮书的篇幅实在庞大，等看到白皮书的全文中译本，已经是8月中旬了。
8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由胡乔木执笔写的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8月14日，新华社发表了写的第一篇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8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写的第二篇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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