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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别了,司徒雷登(3)
    第二章 别了,司徒雷登(3)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权衡再三,决定让燕京大学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燕京大学被迫关闭,司徒雷登被日本人关押了3年8个月零10天,直到日本战败以后,1945年8月17日,被监禁的司徒雷登终于重获自由。

    1945年9月16日,司徒雷登和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去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告诉司徒雷登,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几天后,和周恩来请司徒雷登一起吃饭。

    1946年6月,在蒋介石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这项大使任命,他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二、出任大使必须要有傅泾波做助手。这些请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于是傅泾波也得以以“私人顾问”的身份跟随司徒雷登到了南京。

    就这样,一个外交的生手当上了美国的驻华大使。此时司徒雷登在中国知识界享有极高的声望。闻一多在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最后一次讲演》中说:“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但司徒雷登在政治上毕竟是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在大使任上的头两年,他一方面劝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方面又积极为蒋介石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后来,他对蒋介石彻底失望,暗中支持李宗仁,积极推动“和谈”,希望能保持“划江而治”的局面。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的形势已经明朗,司徒雷登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认为自己是中国“友好人士”,有一定的影响,希望能通过个人的努力,保护美国在华利益。3月10日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与接触,以“建立新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复电授权他与领导人会谈,要他注意保密,以免引起美国右派人士的反对。

    黄华将他与傅泾波会谈的详情报告给中央。5月10日,回电指示: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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