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良典还对沈世猷说：“姑夫，你可以身着戎装，大模大样地从临街正大门进出，你的那些同僚，“国防部”或者部队的军官，就一律由你迎来送往；我也可以佩戴建国法商学院的校徽从大门正常进出。”
除了这样常规的安排，还必须有一套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如果敌情到了前后大门，地下党的同志可以从卧室的角门，通过沈氏夫妇的卧室，登上三进上面的阁楼，站到侧巷的角门听听动静；如果敌情继续发展，到后院或者三进楼下，地下党的同志就可以轻轻打开阁楼的角门，一步跨到围墙上，背阁楼后墙而立，再听听动静；如果敌情发展到屋内，或者要上阁楼搜人，他就可以从后围墙跳到后邻矮房，可连续跃过几间矮房，乘机逃离虎口。
总之，通过他们精心的布置和安排，这个甚是平常的“国民党军官公馆”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之家”。沈世猷从国民党“国防部”获得的大量情报也源源不断地通过这里送往了上海局和解放军野战军司令部。
1949年1月5日，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汤恩伯在常州筹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先驻防在南京孝陵卫。沈世猷原计划是去湖北执行策反国民党倪祖耀军的任务，而且“国防部”的人事部门也下发了将他调往湖北的命令。但在这时，沈世猷又接到了地下组织的命令，要他改变计划，打入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侦取跟江防有关的情报，这样对于和解放军的贡献将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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