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裸的掠夺民脂民膏的行为，蒋经国在日记里是这样辩解的：“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共，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这真是“家天下”了。
2月11日，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广州自杀。戴季陶与蒋介石交情甚笃，是蒋纬国的亲生父亲。他的死讯对蒋介石不啻当头一棒。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戴季陶先生于上午十时逝世，父亲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
2月14日，“上海和平代表团”飞抵北平。与“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相比，“上海和平代表团”人数虽不多，但具有更特殊的背景和影响。这个代表团的四名成员均年高德劭，资深望重。颜惠庆，曾任北洋政府外务部次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大总统职权等职，时年73岁；章土钊，著名律师兼教育家，历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时年68岁。江庸，名贯申城的大律师。辛亥革命后，曾任南北议和随员，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政府司法次长，司法总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北京政法大学校长等职务。1948年7月任司法部官，时年72岁。邵力子，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中宣部长、驻苏大使等职，时年68岁。身为国民党员的邵力子特别声明是以私人身份加入代表团。这个代表团阵容是李宗仁及其幕僚缜密筛选的结果。
李宗仁原来还想安排有“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之美誉的陈光甫加入代表团。陈光甫起初以10万元本钱起家创办上海银行，以“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为宗旨，把发展大众储蓄作为突破口，石破天惊地推出了“1元开户”和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两便、育儿储蓄、养老储蓄、储金礼券等多种储蓄形式，并不避繁杂，为市民代收代付水电费、代发工资，开展多种形式的汇总业务，贴近社会底层办银行，这一系列中国金融史上的创新举措，得到了市民广泛支持，使得上海银行成为上海民间闲散资金的蓄水池，引发了中国金融界的一次储蓄革命。抗战期间，他利用早年留学美国积累的人脉，经过艰难努力，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可以循环使用的2500万美元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这在当时是巨额借款，解决了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而眼下，他又通过加大境外投资合作逃过了金圆券的大劫难，保住了创业30年来的心血。他是急于延揽的人才，方面希望能通过与之交谈把握经济方面的建设思路。李宗仁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将陈光甫列入代表团人选。但陈光甫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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