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之所以拒绝调停，是因为杜鲁门政府的国策正在酝酿着重大变化。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在乔治?凯南主任主持下提出的一份题为《重新审查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已经在论证之中。按照这份文件的观点：美国政府不准备再拿美国的声望与财力供蒋介石去赌博，同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应再是过去的全力阻止在中国取胜，因为中国只是在可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这一点上才对美国有潜在的危险，美国要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换句话说，美国希望成为亚洲的“铁托”。
就在1月14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的当天晚上，白崇禧的密使黄绍竑来到了香港，但李济深此时已经乘船去东北解放区，参加召开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了。黄绍竑迁延数日，1月18日，由民革领导人黄琪翔牵线，在香港的一家饭店会晤了在香港的重要联络人潘汉年。黄绍竑又对潘汉年讲了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希望得到的配合。他又保证说，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潘汉年这时虽已得知的声明，但对于和谈的具体策略问题尚未得到指示，因此对黄绍竑的要求无法作出任何答复。他只是告诉黄绍竑：他会将其来意报告中央，有无答复，何时答复，却不能预告。黄绍竑颇感失望，但仍表示无论如何都想等到答复，同时希望潘能介绍找到与华中的国民党军队正面对垒的刘伯承部队的关系，以便联络。潘汉年则表示：此地无法介绍，但完全可以直接从前线去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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