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一种说法是，蒋经国当时既未查封扬子公司，更未拘捕孔令侃，因为蒋经国自己明确地说：“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的货物，都非日用品。”他的亲信，负责“打虎”的王升则更明确指出：“在扬子公司的仓库里，的确是查到了一批糖，但是，经过化验，是作为医药用的化学糖，不是民生必需品的食糖，所以不能法办扬子公司，更不能法办孔令侃。”
倘若后一种说法属实，那么蒋经国的姿态转换得也未免太快了。他对孔令侃这样的皇亲国戚讲“法治”，对那些白手起家的民族资本家却是气势汹汹的“人治”。上海素有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由于畏惧蒋经国的威逼，被迫忍痛交出黄金八百条（每条金条重十两）、230万美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抗战时期到美国为国民政府奔波借款，曾经受到蒋介石嘉许；金圆券发行后，蒋经国与之会面，陈光甫迫不得已交出一百一十四万美金，全部“移存”中央银行。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唯恐也被蒋经国召见，吓得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天晚上得换住所睡觉，最后仍被蒋经国手下骚扰，万不得已，只有托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警察局这时仍穷追不舍，派人直接进入医院，强迫周作民签名具结，非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准擅离上海——这不是双重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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