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在狱中没有低头屈膝。在写给儿女的信中，雷震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作证明。”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家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金庸当年在香港办《明报》，执笔写社评，预测中国大陆的政局（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每每中的。有人问他奥秘何在，他轻松回答，“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
1980年11月，林同济在伯克利大学演讲《对中国人心灵的寻求》。他对观众如此致意——“容我这样说吧：中国人认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挂联起来，你就变成某种神圣的事物。你对宇宙作出了终极忠诚的承诺，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师聚合了，这就是中国之道。”
成舍我16岁时立下志愿，“办一份真正独立的报纸”。他从事新闻业80年，坚信“新闻是第四种权力，是监督政府的力量”。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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