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毛钟书、毛森却忙得焦头烂额。毛人凤每天都拍电报催促，希望他们弄出几件引起世界关注的大事，再由苏、美、法、英等几个大国出面“调停”，尽可能保住半壁江山，形成南北朝，以图日后扭转乾坤。
驻扎在上海的、警宪特政人员，整天惴惴不安。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不失时机地开展“三反三保”斗争，即：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等待时机，迎接解放。由地下党组织的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等组织，秘密组织起人民保安队和迎接解放的宣传队。工人们志在必得，积极做好工厂、学校、机关、仓库和公共场所的警戒，尽量不让特务破坏。上海地下党按照地区分沪中、沪东、沪西、沪南、沪北等几个区，加强领导。上海地下党市委又在国民党市府各局机关、海关、邮政、电讯、铁路、水电煤、公共交通、中纺公司、资源委员会、善后保管会、物资供应局、银行、报馆、书店、医院、房地产等单位发展地下党组织，建立配合解放军接管的部门，要求旧政府人员积极参与保护城市设施，开展反对破坏、反对迁移、反对搬运物资的斗争。各厂的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等组织日夜不离工厂，坚持值班巡逻，还向市民宣传“机器是人民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是保住饭碗”，从而壮大了保护城市设施的队伍。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为了打击护厂队，在装甲车的掩护下，特务行动组冲进工厂到处捕人、杀人。有几个护厂队负责人先后被捕。特务们企图逮捕第一毛纺织厂护厂队负责人，工人们被激怒了，有人勇敢地躺在装甲车的车轮前，但也未能阻止住特务抓人，有些护厂负责人就这样被秘密杀害了。
令毛人凤颇感无奈的是，许多资本家在地下党的政策宣传下，稳定了情绪，决心投向新中国。技术人员也成为护厂斗争中的重要力量，致使特务破坏行动无法进行。毛森主要负责上海的治安，他利用高压态势对付民主人士，甚至打算对宋庆龄实施暗杀，凡此种种，罪恶昭著，他已经彻底走向绝路了。进入1949年4月初，战火的硝烟弥漫上海的天空，地下党此时活动愈加困难了。毛人凤派出大批的特务，在上海各地大肆搜捕地下党员。从各个战场跑回来的保密局外勤特务，也被毛人凤安排在上海站开展捕杀人行动。毛人凤发出指令，凡是破获一处地下秘密电台，就奖赏十根金条，抓捕一名地下党员，奖赏1根金条。这些特务也明白，有家回不去，有亲属不能投奔，人生已经走进死胡同，只有铤而走险了。毛人凤提出的赏金，令他们欣喜若狂，当时法币大幅贬值，出国只有金条美元好花。他们如同一群虎狼，沿街搜查，到处寻找地下党的线索，一时闹得乌烟瘴气。很快，保密局特务破获了地下党的秘密电台，报务员秦鸿钧等人被捕，虽经坐老虎凳、辣椒水、拨指甲等酷刑折磨，他们没有屈服残暴的刑具逼供，没有暴露党的机密。毛人凤密令保密局上海行动组把这些地下党员全部枪杀了。
特务纠集了一批帮会打手，到进步人士集会场合寻衅滋事，与地下党对着干。他们耳目多，又有帮会的痞子帮助，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没有谁能躲过他们的眼睛。为了公开绑架进步人士，特务用装有铁砂的橡皮管，把受害者打昏过去，然后，另一个特务冲过来，装成是他的亲戚的样子把受害者拖走，拦住一辆车，大声说快去医院。一旦离开人们的视线，特务便把受害者送到他们秘密审讯处，然后对他严刑拷打，逼问口供，如果从他嘴里掏不出东西，就塞进麻袋里，趁着夜色沉进黄浦江里。4月26日深夜，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出动了上万的军警特务，包围了各个大学，越墙而入，他们根据事先掌握的黑名单，在校园内大肆搜查，这次大搜捕共有350多人被捕。尽管地下党组织事先得知了大逮捕的情报，及时采取了措施，但这次大搜查，仍有70多名地下党员被捕。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情报组组长张伟，谍报员杨剑民，第九分区参谋汤新民等5人；爱国民主人士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交通联络员肖俭魁，还有陈惕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人都牺牲在保密局特务罪恶的枪口下。据党史资料证实，上海解放前夕，毛森组织特务杀害革命志士、民主人士达1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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