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刘戈青是一个悲剧英雄。他后来被派往南洋执行特工任务，辗转数个国家，多次进出监狱，等到抗战胜利时，他的公开身份是马来西亚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这时他出入的监狱已经有21座了，人生的大好时光都在狱中度过的。
金融市场大血拼
汪伪政权为了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地址就在南京中山东路1号，由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伪中央储备银行一成立，便迫不及待地发行了中储券，想代替法币的流通。声称：“所发钞券，概为法币，举凡纳税、汇兑、及一切公私往来，一律行使，现在流通的各种法币，暂准与中储券等价流通。”中储券刚发行时，人们就看出其中的阴谋，遭到各个商家的抵制。汪伪政府只得又推出《妨害新法币治罪暂行条例》，硬性规定关、盐、统税等“中央”税收，一律只收中储券，日军支出的军费、日商收购物资的资金，都用中储券支付等办法，强制推行此政策，引起市场混乱。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收取中储券。
汪伪政权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中央银行却不愿迁出。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家银行提出对中储券各家具备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由此埋下祸根。汪伪政权推行的中储券，使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十分担心，他下令戴笠针对伪中央银行采取非常手段，抵制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在上海发行。汪伪政权将自己所掌握的法币投放出去造成市场法币充斥，中储券缺乏的假象，从而把收兑比率压低到100比50，即100元法币只能换50元“中储券”，法币被大规模地回收，币值不稳，波及全国，外汇市场变化加剧。面对法币险象，蒋介石指示戴笠，要求潜伏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中储银行的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尽全力阻止中储券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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