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森，他挺能干，而且在19路军里还有我们的人……”
“好，向他提供充足的资金，告诉他，成功后我要嘉奖他。”蒋介石道。
毛森知道19路军里派系很多，有国民党左派，也有国民党右派，而且各省的地方势力也挺大。戴笠问他能否完成任务？毛森坚定回答，为党国尽忠，死而无憾。戴笠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干，我们不会埋没人才的。
毛人凤给19路军两个潜伏的特务写了密信，交给毛森后说，19路军内部人员复杂，须谨慎为妥。
“毛森明白。”他毕恭毕敬地说。
19路军成立了政府，对国民党内部影响很大。毛森便以军事杂志记者的身份来到浦城，那儿是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张殿基听说有记者采访，欣然接待了毛森，并介绍了45旅的军事训练情况。毛森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分化瓦解19路军，除掉蒋介石的心病，所以毛森与张殿基很快结成好朋友，互相走动，互相宴请。谈起福建成立的人民革命政府，张殿基说，那全是胡闹，建瓯、龙溪、邵武的驻军旅团长，是我的朋友，都不赞成独立。毛森说了番“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类的话，激起张殿基的热忱。毛森以向蒋介石举荐张殿基升官为诱饵，联络建瓯、龙溪、邵武等地驻军，一齐反对福建独立，致使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很快垮台。
毛森长着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俗，待人谦虚，颇似儒雅文人。然而外表之内，毛森却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当抗战进入最艰难的1938年时，很多人动摇了，甚至卖国求荣，而江山籍的特工，仍然坚守着必胜的信念，追随着戴笠。这年的9月份，浙江一带的军统组织接连遭到破坏，日伪军变得越来越猖狂。毛森接到戴笠的命令，要求他潜伏在杭州，担任情报站站长。
毛森在杭州刚刚建立起情报站，1939年1月18日他就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妻子胡德珍按照原先预定的方案，哭哭啼啼说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丈夫从事什么事情，她一概不知道。此次毛森被捕出自军统特务赵懿义被捕叛变。军统派他来杭州潜伏，因为他父亲在杭州开了一处打铁店，正好借机会当掩护。但这个人喝酒后信口开河，被日本宪兵队的耳目听到后，便把他抓去，他熬不住大刑，招供说他是重庆派来的，还诱捕了与他直接联络的交通员。这个交通员是个热血青年，矢口否认自己是重庆特工，并痛斥赵懿义是日寇汉奸。日寇无计可施，把交通员斩首示众了。毛森的被捕是赵懿义告的密。毛森被关进监狱后，日本宪兵使出各种酷刑，他挺住就是不招供。胡德珍靠当记者的哥哥的社会关系，请求十几家商店老板联名保释“毛老板”，说毛森是守分守己的商人，与政界无染，日军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了。
当蒋介石责令戴笠加强沦陷区工作，开展爆炸、暗杀活动，使大小汉奸惊心丧胆。汪精卫便以牙还牙，利用“76号”特工总部开展反击活动。军统在上海的地下机构先后被破坏，上海的军统首脑陈恭澍、万里浪等被捕后投敌。1942年，毛森再次奉命潜伏上海，组成上海行动队，一时间日伪仓库被炸、铁路交通瘫痪、汉奸被杀，汪伪政权人人自危。恰在这进，毛森手下的陈纪廉行动小组失了手。陈纪廉供出了两个交通员的名字，其中交通周觐光经受不住日军的酷刑，供出了毛森，当毛森察觉危险已经晚了，他第二次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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