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报是军事行动的耳目，这种功能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尤为明显。
日本军国主义军队进入中国后，每当准备侵占一个地方，都要派出谍报员，对其地形地物进行侦查，对当地军事力量、经济、物产进行评估。一旦对军事行动有利，他们才组织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守土防御战中，也很倚重军统的谍报系统。戴笠在华北、华南、西北、华东诸省，开办几百期特工训练班，培养大批的特工，训练情报搜集、侦查、盯梢、谋杀、发报、策反等专业科目。军统在选择的特工时，担心异己分子钻进来，主打亲情牌、地域牌、派系牌，很少从活跃的地区招收特工。戴笠对家乡人特别信任，仅在江山县就举办了数次的特工培训班，培养出大批的江山籍特工。在军统基层站、区里，吸纳了大批的江山籍青年从事特工活动。江山县人具有坚韧、忠诚、活络、耐劳、沉着的特质，目标坚定，开朗而又能吃苦。有的江山人虽然没有接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但具有判断力、执行力，很多江山籍特工从事交通员、谍报、译电、潜伏等任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同行的认可。军统局上海区的情报组织，在王天木、陈恭澍等人投入汪伪特务机关后，为了仍能继续工作，戴笠特地挑选一位与军、警界以及上海社会素无瓜葛的书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报组织——军统上海第二区。这一位从来没有担任过地下秘密组织工作的人物，就是戴笠在江山文溪小学的同学姜绍谟。姜绍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参加北伐，之后曾经出任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部长，以及教育部司长等职。抗战开始后，才参加戴的军统局，在重庆局本部工作。当戴笠与他谈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够去另建新的组织之时，他毫不犹豫，一口承诺。虽然他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但他明白当时的处境，他能够把握住机会与原则。他到上海以后，除了书记陈祖康以及与戴笠联系的无线电台是军统局配属的以外，其它工作，完全不借用军统局的资源，他也不与军统局的有关人员来往，而是凭借他个人过去北大同学和党政工作的关系，逐步地开展工作。知道他身份的人，以为他是为了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而来上海的。他以此为烟幕，利用伪钱币司长梅哲之和伪文官长徐又琛的关系，从陈公博的办事处搜集外交政经情报。并且利用伪海军部长兼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关系，秘密策动任援道反正。经过他努力，任援道亲笔上书蒋委员长，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心拥护中央，并且表示等候反攻，他一定率伪军反正，活捉汪精卫。对于日敌军部方面，姜绍谟找到了一位正在敌军特务机关走红的旅日华侨，搜集军事情报。这位“日本通”很有办法，居然能替姜绍谟弄到一张上海日军特务机关的汽车牌号，使他能在“禁区”畅行无阻，而不被怀疑检查，这对他的秘密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由于日本通的关系，日军特务机关的某译电员，也被姜绍谟吸收为情报员。于是，很多重要的敌军军事情报，都落到姜绍谟的手中。有一次敌机决定飞往重庆轰炸设在罗家湾的军统局，姜绍谟得知情报后，预先急电通知军统局，使军统局机关有秩序的疏散。结果，敌机只炸坏几处空屋，没有伤到任何人。姜绍谟在上海的情报活动，非常成功。这说明了戴笠应变的方法，以及用人的眼力和时机，的确高人一等，有独到之处。姜绍谟由此提升少将，后来又担任军统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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