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密杀令时，也存在有争议的行动。据上海潜伏区的情报说，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广州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政务总裁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与日方专使秘密接触，欲图主政维持会。戴笠得到蒋介石批准后，下达了对唐绍仪的密杀令。周伟龙根据戴笠的命令，组织两名军统杀手，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在上海租界福开森路唐绍仪的寓所，以送古玩为名，将唐绍仪用利斧砍死。事出之后，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认为唐绍仪投敌卖国证据不足，集体向蒋介石告状，要求缉凶，但是蒋介石只承认杀害唐绍仪时间过早，就以自己名义，发唁电给唐绍仪遗属、送治丧费等，将这件血案遮掩过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指示各外勤区、站迅速布置潜伏特务，应对沦陷区的情报工作。再就是规定特务处的工作立即转入战时体制，精简机关，充实一线人员，提高办事效能，以适应战时需要。戴笠同时又发布命令，抗战期间特工严禁结婚，违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7月中旬，戴笠亲自赶到上海布置对日作战和潜伏工作。一天，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里，戴笠主持召开军统上海区组长以上的骨干特工开会，讨论在吴淞、江湾、虹口和闸北三个地点建立潜伏组织的人事问题。因虹口和闸北地区是当时日本人比较集中的居住地区，过去只派特务朱松舟在虹口开当铺搞情报，曾经搜集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报，因此戴笠很重视虹口地区的潜伏力量配备，配备了10名左右的组员和1部电台，针对日本重要人物实施“密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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