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除了编写《忠烈册》，表彰那些死难的特工，还创办军统内刊《家风》，用以刊登模范特工的事迹，刊登内部管理方面的知识。值得一提的是，《家风》刊物里，大篇幅刊登“领袖训词”，把蒋介石的讲话，对军统局建设的指示，进行长篇累牍的分析、吹捧，号召全体特工为党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示出他无限忠诚之心。
戴笠坚持向特务灌输“忠孝仁义”等传统信念，他在局里的内刊《家风》中，撰文要求军统的同志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不断提醒大家，加入秘密组织的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随时做出牺牲，就像蒋总裁亲自领导的复兴社的“革命战士”那样。他要求部下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这样也要求部下绝对地效忠于他。他说，军统的任务就是当好蒋介石的“耳目与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蒋介石的任何要求，甘为领袖效犬马之劳。
把军统建设成“忠孝仁义”与现代党派思想相结合的组织体系，是戴笠的一大发明。他在军统内部中传扬“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的理念。他常说，我们部下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要以互忠互信、互依互靠为纽带。实际上，他对外省籍的部下从来不相信，每次执行任务时，总会派江山籍的特务陪同前往，除了监视对方，协助行动外，一旦大功告成，他的“子弟兵”也会有了晋升的资本。
建立特工“行规”，创立一种文化氛围，也许戴笠是首创。他要求军统的特工具备“刻苦精神，坚定的信念，奉献的思想，忍耐牺牲的品行”。在这个大家庭里，他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因为在局本部里有一大群江山籍人簇拥他，护卫他，给他头上戴上权威的光环，也促使他达到权力的高峰。
为了维持军统的大家族的“纯洁性”，他不仅要求特工随时为革命做出牺牲，为领袖尽忠，还要随时向他尽孝。
戴笠对部下管理严厉，却又十分偏袒自己的属下。1938年4月，军统特务连与陆军第十五补训处士兵发生争斗，十五补训处的一名班长竟被特务连枪杀。蒋介石闻报极为震怒，下令戴笠彻查，严惩不贷。戴笠只得把已经调任西北公路局警卫组长的特务团长王兆槐撤职，送军法总监处判刑入监。一个月后，事情刚平息，戴笠以抗战需要人才为名，保举王兆槐出狱，让他先后任老河口、界首等地的货运处长。1939年6月，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州保安处第四科长余万选与国民党九十四军军长兼保安处长傅仲芳发生矛盾，故意刁难傅仲芳，致使傅仲芳一怒之下，派兵包围了第四科。戴笠听到消息后，大发雷霆，立即到蒋介石那里告状。结果傅仲芳被调职，余万选留任贵州。贵州保安处长由戴笠推荐当时与自己关系尚好的康泽别动总队的副总队长韩文焕接替。戴笠对手下人迁就、庇护，也造成了特务横行霸道的作风，致使军统成为人人忌惮痛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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